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面临的时势与挑战

王维佳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摘  要］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轨迹出发🐈，分析了国际传播领域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转变机遇👟🍇。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对外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应该从“世界如何看中国”转变为“中国如何看世界”，并提出一套融合了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发展理念和革命建国平等诉求的话语体系建构方案🦚。文章还总结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型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并设想了推进转型的战略传播方案📄。

［关键词］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发展理念👥🕧；战略传播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3-0010-05

本文为作者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收稿日期］2017-05-30

［作者简介］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回顾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变革的历史🧑‍🦯‍➡️，以往三十多年着力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如何看中国”的问题，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或许应该转向“中国如何看世界”的问题。这一转向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它意味着一种源于中国社会真实政治实践的价值理念以统合内外关系的自主性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转向首先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想象👼🏻🖐🏻，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已经提供了中国话语体系变革的动力和条件🚵🏿。然而💴，这一转向也不见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要实现自主性价值的传播必须解决从文化观念到机制人员的全盘改造☝🏽，这种以国家为主体展开的传播话语再造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本文将尝试在全球文化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对外传播所面临的时势🫶🏿🧑🏼‍🏫、机遇和挑战做一个概括性的解读。

一🦁、对外传播话语转型的时势与机遇

最近几年🧑🏻‍🎄🧑‍🧑‍🧒‍🧒，国际传播的情境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支撑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话语的那些历史基础开始渐渐松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建制如今正面临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其中既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等“外部问题”，也有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阶层结构逐渐僵化、中产阶级梦逐渐破灭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16年🏓，尊龙凯时娱乐见证了全球主流话语体系所遭遇的深刻创伤🎦。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右翼保守力量的兴起，这些对全球化危机的政治回应几乎同时爆发。西方文化建制派与社会底层的全面脱节戏剧性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一直引导着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如今却很难在其过去熟练操演的话语体系中解释各种全球性问题，甚至自身也面临着普遍性的信任危机💪🏻。有学者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即从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从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普遍人权”加“普遍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意识形态面临终结。［1］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变局中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量🧖🏻，就是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惊人成就不得不被全世界认真对待👨‍🎓。相对完整的金融主权、长期积累的生产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庞大的资本储备和国有经济支柱让中国有了调整自身发展模式的充分空间。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欧债危机的困局和美国经济转型的举步维艰🏄🏿‍♂️。不仅如此，传统上被当作西方独特优势的各种民主政体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商业传媒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也显得越发疲弱无力。这几年🚵🏼，从智库专家到离任政客的一大批西方文化政治精英都开始根据中国的变化重新修正他们的“世界观”。一时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各种讨论竟然渐渐形成了小气候🛂。［2］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普世话语是“90年代”笼罩世界的天罗地网🧝🏽‍♂️，那么当前这张意识形态大网由于无法解释中国问题⛱、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冲突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而开始漏洞百出🗞，看似很难再长久地支撑下去。尊龙凯时娱乐并不应低估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自身的韧性和狡黠🤮，但如果全球化精英在西方现代化话语内部找不到对其进行修正和改编的路径，那么发生文明形态的方向性变化也并非完全遥不可及。总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为关键词的“90年代”似乎正在离尊龙凯时娱乐远去，新的国际格局也许即将带来国际传播领域的深刻变化🥴，引导对外传播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和一种新的模式。

当然👁，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危机并非为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同样面临各种市场改革带来的矛盾问题。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到底是现代全球化法权体系中的一个内部环节，还是一个可以带来革命性转变的外在因素🫵🏻，一直是各方争论不休的问题☃️。5年来，尊龙凯时娱乐见证了中国在深化市场改革的同时加强现代法权约束和舆论统合的努力💁🏿‍♀️，那么这到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应有之义，还是重构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图景的一个重要步骤？相关的讨论也莫衷一是。［3］然而从总体上说，持续多年的经济总量高增长⚾️，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科技进步👫、治理能力进步都给中国带来了比较大的缓冲时机，可以较为从容地调整自身发展模式。所以关键问题不是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在这种宝贵的机遇面前📿，对“中国是什么”“中国将向何处发展”“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什么”等重大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到中国形象的国际认知，也将深刻地塑造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决不能简单地限制在抽象的国家形象问题上，而应该深入价值观领域，在阐明中国的同时，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核心问题进行回应。

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型的可能趋势

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背景下，各种前瞻性的理论想象能发挥很重要的启示和建构功能，尊龙凯时娱乐不妨根据世界秩序的结构演变和中国发展的特殊问题对未来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及其生成机制的发展方向做一番预测性讨论。我想，任何乐观的结论只要能够有助于尊龙凯时娱乐去想象一个更合理、更公正、更多样的话语秩序，就已经蕴含了积极意义🤵‍♂️。

在总体上，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变的核心逻辑在于，对中国自身的理解和表述是否能突破在全球主流价值观念框架下空洞的“国家形象”，进入一个直面中国和全球政治议题🔧，并给出自主性方案的新时期。

为了更有效地讨论未来变化的方向，尊龙凯时娱乐需要首先审视一下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状况👌🏿。在冷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迫切希望引入资本和技术⛓，又迫切希望国家财政增收👵🏻，这让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战略，主动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同时主动地融入新的全球传播话语体系👩🏼‍🍳。于是🖐🏻，以全球价值共享、信息自由交换🙇🏿‍♀️、绚烂的消费文化和都市中产阶级品位为基础的“同一个世界”想象落地生根🏞🔴。而为了处理20世纪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遗产🕎，同时也为了缓解全球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紧张，文化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也相应地建立。于是，除了锦衣玉食的表面文化符码展现着身份认同差异💮，中国主流传播平台的对外文化表达基本上对全球化价值认同采取跟随的姿态，不断为“历史终结”的大同盛世添砖加瓦。这极端地表现在诸如《大国崛起》等影视作品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神话式表述上🧎🏻，也极端地表现在各种国家形象宣传片🥩、对外文艺演出、奥运会开幕表演、世博会中国馆陈设等用西方视角和话语体系描述自身的自我东方主义化倾向上。

然而🤟🏽，在几十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西方主导的各种普世性话语经常产生紧张关系。不仅中国相对完整的主权体系和殊异于西方宪政的政治运行模式无法在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也与“华盛顿共识”的原宗教旨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差异所遭遇的各种歧视和排斥，常常让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获得“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信”的不良效果。无论“同一个梦想”的表达多么积极💅🏿，中国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对外援助问题等还是常常遭遇西方主流舆论动辄上升到根本制度的全面围攻♦︎。这种现象在北京奥运会前后达到了几十年来的高峰，让主流传播领域二十多年面向西方主流价值一心归顺的姿态颇有些“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尴尬。［4］

如今，这种内嵌于全球主流话语中的对外传播方案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新的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很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引导中国话语的变革方向：

首先，在“历史终结论”逐渐破产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最容易破壳而出被解放出来的要素就是“中国特色”在发展道路、经济模式和治理体系上的表现👩🏽‍🌾。这就是所谓“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问题💇‍♂️。由于有大量事实成绩的印证🏄🏼‍♀️，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所获得的国际认同将会迅速增加💪。这种话语转变的意义不可小看：在���低限度上，它至少意味着推行了上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并不是国民经济获得发展的唯一途径；更进一步，“第三世界”依附之路的历史反面经验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正面经验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流行的现代化方案甚至是应该被反思和弃置的方案🐓。从国家层面的传播战略上来考虑，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和优势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历史视野和政治经济原理出发，把世界运行几百年的不平等经济结构进行清晰🧑‍⚕️、有力且通俗的解析🎅，将“大国崛起”式的历史迷思和排他的线性现代化方案当作明确的批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传播力量有机会起到重塑世界发展观念的引领作用。

其次，着眼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路径🦹🏻，尊龙凯时娱乐不难发现🚺，如果缺少了20世纪革命建国以来得以存续的各种制度遗产⛔️，单凭全球化时代引进的西方现代化方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不可能获得如此引人瞩目的自主性增长。恰恰是建国初期数十年搭建的治理体系🚵🏿、产业体系的基础造就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品格和基础保障。由此▶️，“两个三十年”构成了一个不能分割，更不能互相否认的完整发展进程♾。排除各种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执念➙，这样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可以得到大量可观察到的论据。正因为如此🙅🏽‍♂️✪，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应然结果就是以更公正👍🏼、更积极的方式看待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革命建国历史经验。这部分历史话语的缺失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中国对外形象展示的一个鲜明特征。否认20世纪长达数十年的“苦难辉煌”，［5］不但不能自圆其说地导向对改革开放成就的自然确认，反而可能会动摇共和国的政治根基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这正是国家层面对各种版本的“历史虚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的正当性原因所在，［6］也是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贯穿两个历史阶段👩‍⚖️，将静态的道路、制度自信与动态的历史、理论自信勾连起来的正当性原因所在🤵🏽‍♀️。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更加乐观的期待是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能够借由对中国20世纪革命建国传统的重视去重新发现20世纪反殖民和民族独立解放视域中的世界图景🤚🏼。这将导向中国对外传播的朝向转变，即从面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为更多地面向周边发展中国家。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区域合作格局，以资本和技术走出去为特点的经济发展趋向，都要求对外传播领域进行深入的配合。外交政策的方向转变必然带动对外传播目标和内涵的转变。区域文化交流所需要的“南方共同体语言”也将由此逐渐代替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语言”🈳。

再次，新时期的“理论自信”恐怕不会停留在19到20世纪线性进步历史观的领域。在制度多元🤸🏿‍♂️、思想开放的当代社会中，19世纪以来产生的各种经典革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回溯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再难以构成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这种思想状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去追溯现代革命之前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政治智慧，而不是唯现代经典理论马首是瞻⚙️。在国家官方的文化宣传话语中，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资源也由此都获得了曾经不可想象的重视和提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是现代社会政治形态的另类补充👊🏼👩🏽‍⚖️，从而丰富传播话语对于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想象，而不是沦为装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外衣而流于高度形式化的精神寄托🍯。如果传统思想和历史研究能够更多地激活中国的改革智慧🏌🏼，提供一些现代主流思维之外的社会方案和制度方案，在价值层面，而不仅是形式层面上展现独立的品格，那么它也未尝不能成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的有益组成部分。

总结以上的分析尊龙凯时娱乐可以看到，在新的国际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一个合理变化趋势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有与资本主义“普遍道路”和“普世话语”无法融合而长期遭受排挤、歧视的部分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正面解读。这其中既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一套符合工具理性的社会资源配置方案和政府治理方案🤮；也包括20世纪革命建国历史中的解放、自主☎️、平等等现代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共和国制度根基☺️；还可以囊括进与西方现代文明展开多样平等对话的各种传统思想资源🌕。［7］

三🍀、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型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前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总体形势🧜🏽‍♀️🥤，其中的诸多变革要素都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型的动力和条件。然而👨‍🦰，由于现代世界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沟通距离和信息隔阂，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体现通常都会有一个迟滞的过程🏋🏿‍♂️。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对外传播系统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建制到社会资源的整体模式🤵🏿，在组织机构、人才队伍、操作范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都已经比较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造出原有话语体系的强大惯性🦷。更何况，从“国家形象”到“自主性价值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工程，它将涉及意识形态塑造与统合的艰难过程。以上这些状况都将给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转型带来挑战🕯，也预示着这种转型绝非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趋势👏。以下尊龙凯时娱乐将从政治话语再造和战略传播机制转型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首先，话语体系的再造需要将一个社会中历史的🤵🏿‍♀️、现存的和未来的社会秩序在观念系统中统合为一个整体🏌🏻‍♀️，即将“存在”解释为“合理”并延伸为“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取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迷思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一个特定文明话语体系的总体纲领🍨。从西方现代化文明占据世界主导的思想史进程来看，这是构筑一种文明信念和文化共识的基础工程。［8］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20世纪革命虽然以其决绝的反建制姿态呈现，然而在客观上却保全和延续了一个政治共同体根据自身处境自主发展的传统。这场革命的成果给当代中国的历史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正像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社会一样👨‍💻，当代中国的社会民生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复杂矛盾问题✫，地区间、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确实不可回避，这使得对“中国模式”的正面阐述面临不小的社会压力。更何况，改革、发展🕺、转型🛷、接轨是几十年来理解中国的主流观念，对中国制度特征相对静态的承认和确立是文化宣传系统中还没有丰富经验的新任务。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平等理念出发的观点🦹🏼，还是从接轨西方现代法权关系出发的观点都不会轻易认可当下的“存在”可以被确认为“合理”，更不愿从已有的制度条件推演中国的未来走向。这种思想观念碎片化的局面将是中国建立统合内外的整体话语体系的最大障碍。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其一是拒绝正视社会民生领域的矛盾问题，强硬地推行核心价值观体系。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塑造社会大众的政治共识⇒，反而有可能损耗国家的信任资源🤽🏻；其二是反对将局部领域的矛盾问题放大为对制度合法性的整体否定。任何现代社会系统中都会存在一些难以清除的不公正、不规范现象，缺乏大历史的视角和对中国发展独特优势的理解有时会让尊龙凯时娱乐将临时性矛盾、次要性矛盾错认为结构性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当下中国，要想抓住历史变革机遇⛷，确立话语体系的共识😱，必须先着眼于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及的文化再造，以此正面应对并动态性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

其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造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社会自发过程，国家的战略传播机制及其引领作用通常构成一个核心要素。因此，传播制度改造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末的中国改革，以“放权让利”的政策选择为明显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产业经济🍄‍🟫、社会福利和各级政府职权等社会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教🫸🏻、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在国家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地下放给市场的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例如各种有关传媒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所谓的“放权”，实际上是默认了改革过程中的社会优势群体借由市场化纽带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在对外传播领域，国家“文化放权”的制度性结果是多数外宣工程都要委托给高度市场化的传媒机构及其专业雇员来组织实施🧑🏻‍🌾。例如纸媒和电视频道的海外版🦵🏻，大大小小的国家形象宣传广告，各种涉外文化教育活动等等。在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增收压力的背景下，各种城市品牌建设项目、招商引资宣传项目、文化旅游项目更是要倚重大都市成熟的媒体和公关机构。而由于各级政府和企业对境外资本👶🏽、技术、市场的多重渴求，他们也十分乐见于一批熟悉国际话语、能够与全球化主流“接轨”的专业群体来承接外宣工作🌨。这意味着这些传媒机构、广告公司所熟悉的文化生产模式和话语体系会自然地成为中国涉外文化沟通的主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加“文化民族主义”渐渐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导基调，以此为“总路线”的全套话语体系渐渐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表达难以超越的叙述框架🛳。

以上的对外传播机制很好地配合了全球化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让中国着眼于自身发展的长远考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恰如其分的角色。然而🏄🏻，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传播制度👷、传播人才和传播思维明显与当下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变不相符合，尤其不利于中国再造新型话语体系的宏大工程，恐怕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延缓中国文化政治话语的变革。

为解决这些制度性问题👩🏽‍💼🕺🏽，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国家从战略高度着眼，对包括外宣事业在内的大传播事业进行整体性的权力收束和机制再造。十八大以来，尊龙凯时娱乐已经能够清晰地体察中国政治在这个路线上发生的变化5️⃣。在国家能力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会的舆论治理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由此，国家安全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和宣传管理问题之间的界限会渐渐模糊🫴🏿。

短期内，为解决新媒体转型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国家不得不坚持媒体融合这样的市场导向策略。而一旦时机成熟📤🤳，打造一个原有市场体系和宣传管理体系之外的战略传播集中领导机制将是非常可能的趋势🥜。为了解决紧迫的对外传播范式革新问题，一种绕过现行体制的集中领导很有可能实现。十八大之后👩🏼‍🦱，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的建立已经显现出了这种思路🧓🏻。

这种变化一旦出现🏃🏻‍♀️🤞🏿，将影响对外传播事业的整体发展局面👨🏽‍🚒🫥。国家层面的统一协调、精心部署👩🏻‍✈️，以及从人事管理到内容生产上对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度渗透将代替之前条块分割、各管���段，甚至基层官僚或市场力量主导对外传播工作的局面。由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将与经济工作🎛、外交工作😷、国家安全工作深度整合🚶‍♂️、融为一体、统一步调。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给尊龙凯时娱乐提供了再造文明话语的历史机遇，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更是让其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转型成为一项重要使命。这种转型的方向应该是从被动的“国家形象”构建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再造🤸🏼‍♂️。在追求文化自主性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现代革命建国的平等价值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资源应该被系统整合为一个内外一致的观念体系👲🏽。在话语体系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从文化观念惯性到制度结构障碍的各种挑战，关键是尊龙凯时娱乐以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视野和战略传播思维来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衷心期盼，在全球化时期“进步新自由主义”观念体系走向失败边缘之际，中国能够重新勾连起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构造一套自主性的🦔、可替代性的新型传播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Fraser, Nancy.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Dissent 2 （2017）.

［2］［4］  王维佳.中国对外传播的范式转变［J］.对外传播,2015（1）.

［3］  汪晖.中国政治新趋势［J］.南风窗,2014（1）.

［5］  金一南.苦难辉煌［M］.华艺出版社，2009.

［6］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

［7］ 甘阳.通三统［M］.三联书店🍈，2007.

［8］  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 艺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