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荒”新议:基于青年女性创业者日常生活的观察

李露露➾，周思媛👩🏽‍🌾，宋婧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

摘 要: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剧导致国人日常生活的“时间荒”问题日益严重。以往关于国人“时间荒”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劳工阶层,他们的“时间荒”与经济贫困往往互相关联, 且为全球经济的不平等付出了时间代价。随着近年来我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 青年创业者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双创”主力🦑👦🏽。尽管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意义上不再贫困,却依然无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时间的紧缺, 此外他们面临的“时间荒”的构成机制带有鲜明的阶层与性别特征。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通过考察20位中国青年女性创业者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时间性面向, 分析创业活动和私人生活如何同构了青年女性创业群体的“时间荒”问题。一方面, 青年女性创业群体的工作模式将她们从制度性时间的挤压中解放出来, 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目标驱动型的工作模式给她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大程度的赋权; 另一方面, 青年女性创业者依然无法摆脱传统性别观念带来的桎梏, 经济活动的赋权无法给她们的私人生活带来彻底的自由, 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 她们在平衡公私领域的时间分配中分身乏术👨‍🦽。这一对比说明青年创业者在我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赋权, 同时, “时间荒”也揭示了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 青年女性个体为市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关键词: “时间荒”; 青年女性; 创业者; 双重负担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关于“时间荒”的议题近年来在全球引发了热烈讨论, 社交平台上对于“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调侃和“996”加班制的温和反击更将现代人对于时间使用的局促展现得淋漓尽致😾。“时间荒”并非近年才引起学界关注, 西方学者早在30年前就已经提出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中的现代人如何面对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分配问题, 以及如何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探究西方社会“时间荒”的根源。斯戈等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制度下, 西方社会在生产领域不断追求效益最大化, 从而延长工人工作时间,而人们在消费主义驱动下, 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获得更多生产报酬从而满足消费需求, 导致西方社会的“时间荒”问题日趋严重🚵‍♂️。科技的进步和新型交流工具的使用则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从而导致人们体验更深程度的时间限制与掣肘。不同于西方社会, 中国在经历了市场改革与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均给中国人的时间使用带来新的体验。学者指出, 尽管我国居民同样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时间荒”,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中国社会的“时间荒”与西方社会由生产与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时间荒”在根源上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的“时间荒”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作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和产业结构链特色带来的负面作用, 尽管已经有学者关注这一过程中的“血汗工厂”经济现象和“过劳死”等社会现象, 但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关于“时间荒”体验的研究尚不完善。如果说中国劳工阶层面临的巨大的时间压迫是中国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 位于社会经济地位链条上端的中产阶级和创业人群,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呢? 对于“996”加班制与中产阶级“过劳死”现象的讨论说明, 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均面临严重的“时间荒”问题, 但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时间荒” 体验仍然不得而知。与此同时,关于时间使用感受的性别差异,即男性的时间使用与女性的时间使用(men’s time and women’s time), 也引起了时间使用研究学者的关注。由于受到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影响, 女性的时间使用不同于男性,她们往往同时履行多项职责, 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西方霸权男性主义语境中的女性气质和传统性别角色。尊龙凯时AG者和女性主义学者认为, 人们在遭受“时间荒”时倾向于做出一些权衡以获得更多时间, 然而, 做出权衡取舍的通常是女性, 而非两性👨‍🎤。性别化的意识和规范导致了家庭内部的资源分布不均, 而时间资源作为现代人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在家庭内部及两性之间的分配也受到性别意识形态的制约👩🏼‍🚀。即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不断提升, 女性依然被认为在时间使用的过程中承担工作与生活的双重负担, 在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同时体验着更深程度的“时间荒”, 并通过不断挤压休闲时间, 从而赢得更多的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在此背景下, 一些女性选择自雇的工作模式, 以期获得更灵活的工作模式与工作时间安排, 从而最终从双重负担带来的“时间荒”中解脱出来, 但这一方法最终往往成为乌托邦的幻想🐵。在“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性别观念的影响下, 创业带来的灵活工作时间让女性随时随地工作的同时, 也随时随地需要履行母职或照顾家庭, 从而导致她们无法将工作与生活彻底隔离, 处于一种“随叫随到”的状态📜👨🏻‍🦰，时间使用的体验反而更加紧张。与之相反, 中国的青年女性创业人群似乎成为新时代的“铁姑娘”, 她们在不同的公共话语语境中被塑造成为创业楷模与打破传统性别观念桎梏的先锋, 并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不可忽视的成绩🧑🏼‍🍼。随着中国政府“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的实施, 青年创业者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双创”主力, 同时, 中国女性创业人群已经占据所有创业人群的四分之一以上。但与西方社会大量关于自雇与时间使用的研究相比, 中国学者关于女性创业人群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女性的创业特征、创业资源等, 缺乏对时间使用, 和与之相关的家庭工作冲突问题的关注。尽管女性创业者体现了与男性创业者截然不同的创业特征, 她们依然在极具男性化特征的私营经济领域撑起半边天,从而实现个体经济自由和精神独立🧑🏽‍🦲。与此同时, 私人生活中的她们, 是否也经历着西方创业女性同样的时间困扰? 婚姻与家庭是否对她们的时间体验造成影响? 她们在创业过程中的时间使用体验中是否具有同质化的特征, 即不同的创业模式是否对她们的时间使用产生作用, 服务行业与专业型创业女性是否在工作⚆、日常生活与休闲时间的安排上有所差异? 同时, 基于不同的阶层背景和婚姻状态,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思想开放程度差距等因素的影响, 青年女性创业者内部存在着多样性, 她们是否面对同样的时间使用体验? 受到中西方对于“时间荒”体验的研究启发, 以及针对国内日益增多的青年创业人群, 本文关注青年女性创业人群的时间使用情况, 探讨这一人群在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使用体验中是否面对“时间荒”问题, 以及她们的性别权利如何在“时间荒”的体验中被重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 同时辅以几次短期的田野调查。从2017年初至2019年初,研究者主要在浙江🤹🏼、河南、广西等地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研, 共访谈20位青年女性创业者, 并对其中几位被访者进行了2~4次的回访, 以不断跟进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每次访谈持续1~4个小时, 并在得到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进行录音🧑🏻‍🦯‍➡️、转稿。研究者在2017年夏、2018年春及2019年初的短期田野调查过程中,与大部分被访者在当地进行了面谈及回访,并参与到几位访谈对象的商业与生活社交活动中(其中包括2018年多次参加广西南宁访谈对象的商业联谊会,以及2017年夏与浙江舟山的访谈对象共同参加瑜伽健身班,从而在访谈之外对她们的工作与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由于时间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研究者与3位被访者(佩佩👩🏽‍✈️、小蓝、安安)进行了电话访谈(均已录音)👰‍♂️。出于对访谈对象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考量,访谈地点的选择主要为浙江、广西及河南,并包括4位居住在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及1位在浙江和上海跨区域创业的青年创业女性🦸🏽👮🏿。本次研究在浙江的访谈地点为舟山市,该市位于浙江东部沿海,该地区经济主要依赖于传统渔业,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服务业的发展,当地青年创业人群大多集中于民宿、旅游等服务行业🧟。河南位于中部,是传统农业大省,广西位于中国西南沿海地区,过去几十年由于地理环境的闭塞,私营经济向来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但近年来随着“中部开发”政策的落实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河南与广西的私营经济均大幅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群投入到创业浪潮中🥉。本研究将研究田野点设为这三个地区,既考虑到了研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的广泛,也同时考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青年女性创业人群,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 所面临的性别意识形态亦有所区别,这也将对她们的创业与生活时间安排的体验产生影响。访谈对象的行业也具有多样性特征,既有服务行业(例如旅游业、水产/水果销售、家庭农场、宠物店、服装店等), 也有需要较高专业技能水平的行业(例如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文化传媒◾️、教育行业等)🏡。

三、创业与时间荒:性别时间的再分配

（一）时间的碎片化与切割

调研发现, 由于受到创业的灵活工作模式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青年创业女性的日常生活时间分配呈现了明显的碎片化趋势与精细切割的安排模式🪬。首先, 她们均表达了自己在工作时间内的繁忙与时间的紧迫感, 同时, 由于ICT(即时通信软件)的使用, 她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在浙江舟山开甜品店的Z小姐形容自己一天的工作时间安排为🤜🏼：

8点钟要出发了,去采购一些水 果,然后9点钟到工作室开始一天的工作,然后开始 做头一天晚上接的单子......一般到12点当天的量基 本上都可以做完了......12:30左右开始吃个饭,然 后开始跑腿(外卖)公司来接单了,尊龙凯时娱乐开始打包, 打包完送出去,核对单子,打包其实也需要一两个小 时的,因为单子种类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开始下午零 零碎碎的单子拿一点,开始分批派送,差不多结束完 之后尊龙凯时娱乐开始准备第二天的东西,准备到5点钟左右, 这个5点钟当中还需要你洗一些锅碗瓢盆,一些模具, 然后盒子呢,包装袋什么东西都要准备,然后五六点 基本上可以下班了,然后晚上,大家都下班了我不 行,我还要准备接单,比如说准备东西,我要做一些 对工作上有帮助的社交,这些都是需要的。

可见, 自主创业带来的灵活工作模式与工作时间让Z小姐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获得了高度的主观决定权, 通信工具的使用也使得她的工作可以实现无缝链接, 从早上 8点到下午5点, Z小姐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 而晚上回到家, 她需要继续随时观察微信状态, 准备第二天的订单,而无论是白天在甜品工作室里还是晚上回到家, 她都需要见缝插针地查看手机订单、回复 客户, “手机就是我的客服”, 她说👞。如Z小姐所述, 不同于传统正式工作通常会有的上下班时间点, 新型交流工具(例如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打破了她日常工作起始和结束的时间界限, 工作时间碎片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拉长了工作时间本身🕝。但即使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 这些女性创业者还是尽力将工作时间进行精细切割↪️。被访者通过将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行精细切割, 具体实现到几点钟做什么工作, 使曾经“不正式”的创业工作具有了“正式的”雇佣工作或单位制工作类似的“上班”模式, 就像Z小姐给工作室员工规定了明确的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5点), 通过对工作时间的精细切割, Z小姐提升了创业工作的单位时间价值。刚刚生完二胎🖲、经营淘宝店和微店(基于微信平台的网上销售店铺)的菲菲, 对于工作与家庭时间的拉扯有更加深刻的体验。密集母职和创业工作使得她的日常生活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从2011年就开始经营淘宝店的她, 对于网络销售创业有很丰富的经验, 但2012年结婚生子之后, 她作为全职母亲在家照顾孩子, 而淘宝店的工作需要长久坐在电脑前面处理订单, 这使得她时常有一种分身乏术的感觉, 于是,她转而开始从事日化品微店销售, 将工作工具从电脑换为手机, 这大大解放了她工作的地点约束性🩷，但即使这样, 也无法改变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于时间切割使用的无力感,她只好一边带孩子, 一边抽空工作。

我发现一个手机就能弄了网店赚了钱, 所以就把我店关了, 比较自由,不用整天守在电脑前”🚘。接下来的规划,没有规划......到今年,孩子出生以后, 就感觉真的是一点精力都没有......就是手边 一���带着一个小孩,根本就没办法玩手机,就这个样子。

菲菲的大女儿今年4岁, 刚出生的儿子只有5个月, 4年多来, 她一直在家里边从事微店生意, 边照顾孩子。据她说, 从事创业以来, 工作上的困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她创业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有很多事情想做, 却没有时间做。她的时间已经被孩子和家庭填满了, 只能利用碎片化的“休息”时间处理订单、 发展生意。

早上起床开始,就是弄小孩,从6点半开始起床做饭,然后8点20把老大送到学校,然后再干家务🛟。然后下午,4点20就要接孩子回来,孩子回来一直到晚上9点,就洗洗刷刷,上床睡觉......生活和生意都没有分开,有时间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

创业所具有的独特灵活工作时间吸引了大批女性转而投向自雇工作模式, 以期获得更多自由时间, 从而能够从繁重的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中脱身, 但以往的研究表明, 即使拥有了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创业或自雇女性依然没有摆脱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自雇或许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地位, 但在私领域的家庭内部, 女性依然被视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 而自雇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则让她们“更有时间”照顾家庭。这使得女性创业者,尤其是需要照料家庭的已婚女性创业者,与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一样面对着密集母职与创业带来的角色冲突的同时, 承担着来自创业、家庭与时间分配的不一样的压力, 甚至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业模式, 即“驻家创业妈妈”(mum/ momtrepreneurs),这些“驻家创业妈妈”的时间分配以照料家庭及安排孩子的日常生活为轴心, 往往选择在自家或离家近的地方进行创业, 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创业时间与空间分配, 菲菲的碎片化时间使用模式就是这种“驻家创业妈妈”日常生活的再现。这样的“驻家创业妈妈”(momtrepreneur)模式是她不得不为了孩子和家庭而对自己的事业做出的妥协。据她所说, 她代理的品牌曾经邀请她去广州总部工作半年, 这对于与她同级别的代理商而言是一份很大的荣耀与肯定, 但考虑到嗷嗷待哺的儿子和上幼儿园需要接送的女儿, 她只好无奈放弃这个机会。其他创业女性将自己的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也进行了严格切割, 这背后体现了她们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分割与比重。来自广西南宁的Anne经营着一家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公司, 她的公司运营项目涉及多方面的艺术产品, 包括画作交易、艺术教育、电影制作等, 并在国际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奖项和荣誉👩🏿‍🦱。Anne经历了两次创业, 作为传媒从业者出身的她, 在回国后创办了广西当地第一本中英双语艺术类杂志, 并与当地政府相关文体活动合作, 她的杂志成为南宁市当年重点文体宣传活动民歌节的唯一纸质宣传媒体。在第一次创业的过程中, Anne全身心投入到杂志的制作, 然而, 当Anne随后成立家庭成为母亲之后, 杂志的出版就进入搁浅状态,她也放弃了创业而进入到工作相对轻松稳定的国企。

我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忙的,我记得那段时间基本上是很少回家的, 尊龙凯时娱乐就拿睡袋放在办公室里头, 然后因为每个月你要出一期杂志, 就基本上十天的时间, 从无到有, 十天的时间就要做完, 因为你还包括后期, 后期你还要去还要上报啊七七八八的, 所以时间是非常紧的。然后后来因为自己成立了家庭啊, 家庭需要很大的心思, 所以创业就很难继续, 所以就后来又到国企去工作。

几年之后,Anne又碰到一个合适的创业契机,于是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品交易公司, 但这次创业,她选择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创业态度, 第一次创业时熬夜加班的现象已经不会出现, 相反, 她选择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照顾孩子, 以及在闲暇时间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她说:

很多就是随缘了,所以我就比较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在创作上在艺术上,我可以有机会,就是除了家庭以外,花比较多时间在这方面。”这种明显的时间分配的变化,反映的是Anne对于自己家庭照料者角色的愈发重视,“但是有时候只是自己对自己就说,自己对于家庭过意不去,就当你觉得说, 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妻子的角色的时候,你同时要承担,你要做好这些几个角色的时候,你再去做你的事业,我才可能会心安。如果我要放弃前面这几个角色,为了做事业,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既然你要想成为,想成为母亲,要承担你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 就是你的陪伴......可能我的创业不是特别宏伟那种, 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最适合现在的,因为我经历过以前办杂志的时候的那种艰辛,不顾一切,所以二次创业更想说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更加顾虑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尽量去兼顾。

（二）工作与休闲:性别时间隔离的打破与再现

西方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关于时间使用的一个特征即为工作与休闲的划分与切割, 而这一切割往往被认为具有显著的性别隔离。在家庭内部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主导下, 男性往往被认为有时间✨、有资格在工作之外进行纯粹的休闲活动, 而女性则需要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 或享受“不纯粹”的休闲活动,即在休闲过程中进行多任务运行♡。然而,尊龙凯时娱乐的调研发现, 未婚青年女性创业者似乎有能力去打破这一传统的性别时间分配, 一些未婚创业女性在工作之余,会保证一定的“纯粹休闲”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之外, Z小姐仍会追求一些惬意的休闲时光, “休息的时候会去洗头发, 接睫毛, 跑跑步, 春天会去春游, 夏天会去夏游, 秋天会去赏花, 冬天会去滑雪”。这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是Z小姐作为成长于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独生子女一代对个人主义与“我一代”身份定位的追求, 同时也显示了她们对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向往。“我很喜欢出去,我对自己的目标就是一年去一趟国外,国内也是最好一年去个几次......出去看看,开阔一下心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人不出去就觉得自己在一个地方很厉害的,其实出去了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Z小姐说。这与斯戈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中所描述的美国人 对于“时间荒”的体验类似, 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 人们开始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以期获得更丰厚的报酬, 从而实现更高的消费目标🧙🏽。但这也反映了青年 女性创业者在有能力打破工作与休闲时间分配的性别隔离之后, 为这种“打破”创造合理化空间的解释。Z小姐认为一定要在休闲时间内从事“纯粹的”休闲活动, 从而化解工作中“时间荒”带来的压力, 同时 也用繁忙的工作和毫无缝隙的时间分配来合理化这种 “纯粹的”休闲活动。Z小姐对于“都市小资生活” 的自我追求,通过休闲与工作的仪式化区分更加彰显了自身的时间价值。此外, 自雇或创业作为一种“非正式”职业分类, 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落于“铁饭碗”之外的职业种类, 被认为在国内的职业体系阶层中处于劣势, 但Z小姐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的丰厚报酬, 以及充实的工作时间安排, 似乎让这种曾经被排斥在“正式工作”之外的职业有了更多价值, 实现了正规工作的意义塑造🫅🏽。然而,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种打破工作与休闲时间分配的性别隔离的壮举背后, 实则是青年女性创业者休闲时间向不同阵地的入侵。曾经, 女性需要入侵及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来保障家庭照料时间, 如今, 一批未婚女性创业者, 如Z小姐, 选择既保障工作时间又保障休闲时间, 而为此做出牺牲的实则是其父母。Z小姐作为与父母同住的单身独生子女, 从不需要承担家务劳动👨🏽‍🏭。当她的甜点生意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时, 她的父母选择相继辞职加入 她的甜品店,成为她生意的帮手和员工。而在工作之外, 她还是父母眼中的小孩子, 用她的话说,“我还是个宝宝,我觉得在工作上的事情我还是很强势的,平常的什么事情我其实都没有时间管,我也不会管”🧑🏿‍🍼。其中父母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 使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的Z小姐可以从家庭获得的最大的人力和时间资源支持。

我几乎不参与家务劳动,都是我爸妈 差不多......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人吧,我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天时和地利这些东西我不好说什么,我控制不了这些东西,但是人对我来说就是家人的支持吧,因为我家人,我爸妈现在都辞掉工作全部都在帮我做事情,他们也很辛苦,尊龙凯时娱乐特别是节假日要加班各方面,其实我也还蛮感谢这样的父母,因为有些父母就不太会关心到孩子的这样子,像我如果觉得发展好,他们会全力倾注来帮我。

在无法得到 “天时地利”这样硬性资源的帮助的情况下🔆，Z小姐的父母选择提供他们唯一能提供的人力时间资源,即她口中的“人和”, 帮助Z小姐专注于工作与休闲, 而Z小姐的休闲时间则通过对家庭网络的入侵, 吸收家庭内剩余劳动力得到了保障🫴🏿🧗🏼。但出身于中产阶级富裕家庭的小言, 选择了入侵自己的休闲时间, 来保证工作时间和事业发展🦁。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小言, 因为有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使得她对于英语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回国之后即创办了自己的英语教育公司。这位29岁的高知 创业女性在创业之初即有非常明确的事业目标, 并积极投身到当地商业界人士社交活动中, 以扩大自己的社交面,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在谈及休闲活动的话题时, 小言也三句话不离工作:

我几乎没有周末,周末也是谈合作......有时候跟发小或者其他朋 友出去喝杯咖啡,也是聊尊龙凯时娱乐有什么可以一起合作的......我有认识一位台湾的商人,是在参加一个商业联谊会的时候认识的,我就跟他达成了合作,我的英语教室在他的咖啡厅举办活动,他也获得了更多的客流,这是一种双赢嘛!

在她不工作的时间里, 唯一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看英语电影 ,而这也是为了提高专业技能, 在她看来, 对创业毫无帮助的社交活动便是无意义的👨‍💻。这种目的性强烈的社交活动也让小言的英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短短两年时间内,她的英语教育公司已经从一间小小的英语教室发展为当地电视台的专业合作伙伴, 并为多个专业人士协会提供英语教育咨询🗑。但即使这样, 小言还是表示, “时间不够用啊,有时候我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过......要备课啊,要去参加培训啊,要熟悉试题类型啊......”小言的母亲是一名当地政府官员, 工作繁忙, 在无法为女儿的事业提供更多时间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 小言的母亲选择不干涉女儿的创业,并尽力为她提供相关合作资源。小言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可以全心投入到创业事业当中。在她看来,她并非没有能力实 现工作与休闲时间的明确切割, 从而打破女性“时间荒”的困局, 但她选择主动牺牲休闲时间从而赢得更多工作时间, 以追求工作和休闲的互相成就。这与斯戈所描述的美国人为追求消费主义而带来的“时间荒”和王宁认为的中国劳工阶层为全球化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牺牲, 即被压榨的“时间荒”, 都有所不同, 以小言为代表的这一类未婚创业女性在事业追求上更加投入, 她们在公领域的投入, 使得她们的生活呈现一种“公私不分”, 甚至“有公无私”的 状态🐇。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性创业者都有能力打破性别时间在工作与休闲上的隔离, 调研发现, 已婚女性创业者,往往依然在家庭内部面对着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桎梏, 而无法享受“纯粹”的个人休闲时光𓀇。菲菲的日常时间就被孩子、家务和创业所填满,她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抽空用手机看看新闻”。Anne也需要在保证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外, 才能享受自己艺术创作的闲暇时光, 但这样的休闲时光是建立在她优先陪伴孩子、照顾家人的基础之上的,即便这样, 她已经在过着别人眼中“完美的生活”。

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画,哪怕是一张小纸条啊,都会就是看到很好的一些场景啊,素材啊, 还是会把它写在小纸条小本子上面,就是会有这样的习惯,真正有时间的,就是基本上有时周末能腾出半天啊,如果能腾出半天我都会去创作。我时间比较不固定,很难有固定的这个时间, 但基本上啊,最固定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是最固定,没有任何打扰的时间......接送孩子时间是固定的......其他时间就是穿插着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工作🪣。因为尊龙凯时娱乐家先生是非常忙的,所以我必须要分担这个时间给小朋友。

这种毋庸置疑的家庭角色分工,表明即使在创业领域小有成就,也尽量保证自己休闲时间的女性创业者,也在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中重现着传统性别意 识观念主导的性别时间隔离。

（三）阶层与性别:“时间荒”的产生和消解机制

无论这些青年女性创业者如何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体验着时间的碎片化趋势📩、将时间进行精密切割以实现高效工作与高效履行不同角色的职责,以及她们如何主动与被动分配工作与休闲时间,这背后都体现着一种阶层与性别的重塑🆎。菲菲的妥协与日常生活里时间的拉扯表明了她在时间被家��劳动碎片化的同时,对于掌控时间的无力感🛝。与她不同, Anne对自己的生活更有主动决定权, 出于对自己母亲⚆🔏、妻子角色的重视, 她主动选择分配时间给家人,但同时, 在工作与家庭时间之外, 她还拥有一些艺术创作、提升自我的“充电”时间, 甚至在从事创业的同时, Anne还在强调自己热爱艺术的特征,“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文人,不是商人”, 这种合理化的个人休闲时间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除却 Anne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 也得益于家庭资源的支持和家庭成长背景带来的自信。成长于当地政府官员家庭的Anne, 从小生活环境优渥, 在18岁时即能出国留学,而创业过程中也受到家人的情感支持, “我父母亲其实还是比较开明🧗🏻。而且因为到尊龙凯时娱乐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是以前就是十几岁的状态了嘛现在,就是会比较会比较尊重尊龙凯时娱乐的选择,不会太多地干预尊龙凯时娱乐的选择”。与“驻家创业妈妈”不同的是, Anne优渥的家庭背景使得她可以将家务劳动转移给市场, 日常生活中有保姆与清洁钟点工为她服务, 而她在家庭中的角色, 则变为孩子教育的管理者, “孩子基本是我调解,基本是我陪护比较多,那尊龙凯时娱乐请阿姨就是把我家务这一块我要分担出去,因为我已经没有这个时间 去做任何家务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分出去。之前的阿姨就是家里有事回去了,所以尊龙凯时娱乐有一段时间就没有阿姨的时候,尊龙凯时娱乐也必须要钟点的阿姨来 做,要不根本没有时间”。家务劳动的市场化转移使 得她可以将自己的时间明确分割为工作、休闲与家庭时间,从而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扮演好她认为的不 同的角色, 成为她心目中“成功的女人”和达到“理想的状态”🙌。而出身于农村家庭,夫家也是当地普通工薪阶层的菲菲,则体验着更多时间的拉扯和面对家人不理解她的创业工作时的无力感💆‍♀️。菲菲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所填满, 连她的创业工作也是在带孩子之余, “手上随时抱着孩子”的情况下,抽空用手机处理订单,而这种时间拉扯的无力感,却被她的公婆视为“整天玩手机,不好好带孩子”, 这无疑是在她疲于应付家务劳动、哺育孩子、创业等各项事务的同时雪上加霜。Anne依靠丰厚的报酬、优渥的家庭环境、家人的情感支持, 以及自己对于家庭的付出和角色的认同,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创业活动合理化, 成为她实现个人价值和存在感的重要途径; 然而菲菲却缺乏将自己的创业工作正式化的合理途径, 家人对她的期待只有照顾家庭,而不存在任何事业发展的期待, 菲菲甚至说, “尊龙凯时娱乐的收入都是不互相公开的, 公婆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挣多少钱”,即使她的月收入已经在当地处于较高位置, 她依然被家人视为“带孩子”的家庭妇女🚵🏽‍♂️。

四🧜🏽‍♀️、结论与讨论

2019年春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爆发的对“996” 工作时间的调侃, 反映了科技行业(后延伸至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在国内经济下行发展的过程中, 在公司及行业生存焦虑的影响下, 所面对的巨大的“时间荒”, 是国内媒体主导的公共话语中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关于非劳工阶层“时间荒”的热烈讨论。尽管其中鲜有性别议题的出现, 但这也说明中国社会的“时间荒”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劳工阶层在“血汗工厂”所经历的时间剥削, 这是中国为全球化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劳工阶层和科技行业员工的“时间荒”之所以引起热烈讨论, 在于他们受到的时间压迫来自权力上层和公司生存焦虑带来的体制压迫, 自然地,有压迫就有(温和的)反抗。然而, 位于社会中产阶层, 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创业的青年, 也同样面对着公私领域的“时间荒”, 却鲜少被关注。缺乏关注不代表不重要, 青年创业人员的过劳现象早已成为引起社会警觉的问题。尤其是女性青年创业者, 她们在公领域“像男人一样奋斗”的同时, 还要面对私领域传统性别意识和角色观念的约束与压力, 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如何,工作与休闲、创业与家 如何权衡,以及她们的阶层和性别如何在这些日常   生活的时间安排体验中被重塑,正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研究发现表明,未婚与已婚青年女性创业者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时间使用具有明显差异, 创业或自雇工作模式给她们的时间使用带来了新的灵活性, 但也伴随着出现了新的问题, 而她们在面对日常生活“时间荒”的问题时也相应有不同的应对策略。首先, 创业工作和新型交流工具的使用使得她们的时间一方面呈现精细切割, 从而保证更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 时间的碎片化也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 而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体验往往伴随着对于创业工作价值的贬低。她们通过精细切割自己的工作时间, 像雇佣范畴内的职业女性一样实现高效工作, 并最大化创业利润, 从而合理化自己的创业工作, 使得曾经没有进入到“铁饭碗”范畴内的自雇模式变得更加正 式, 但同时,她们在工作中所依赖的新型交流工具 (ICT)也使得她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 从而难以 消解工作带来的“时间荒”。其次,青年女性创业者的工作与休闲是否能够实现明确切割, 即拥有“纯粹”的休闲时间, 既与她们的婚姻状态息息相关, 也取决于她们的家庭资源的支持与否和家庭内部权力的重构。未婚女性创业者,尤其是成长于市场改革开放环境中的独生子女一代, 往往得到原生家庭的人力及财力资源支持, 从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范畴下的家务劳动中脱身, 从而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业工作, 并保证一定的“纯粹”休闲时光, 这一工作/休闲时间的明确切割, 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的性别时间分配, 同时也重构了家庭内部权力分配。而已婚女性创业者的休闲时间,则带有明显的“多任务运行”特征, 这与西方对于自雇与性别时间使用的研究大相径庭, “驻家创业妈妈”的时间大部分以照顾家庭为轴心, 利用碎片化时间创业, 而来自中产及精英家庭的已婚创业女性, 则更多扮演着孩子教育的管理者及家务劳动“监工”的角色, 但家务劳动向市场的转移已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她们应对时间拉扯的疲惫感,从而使得她们可以主动向不同角色扮演模式的时间分配机制靠拢。再次,青年女性创业者的“时间荒”能否得到缓解,也取决于家庭成员对于她们创业的态度,这与她们与原生家庭与夫家家庭成员的关系息息相关。总体而言,调研发现, 原生家庭对于女性创业的态度更加支持,甚至愿意提供相关后备资源, 使得她们可以更高效地创业, 或更高效地利用切割后的时间 ,从而实现创业自由及休闲自由, 缓解工作带来的时间压力; 而夫家家庭则更期望女性在家庭内部扮演家庭照料者的角色, 她们的创业工作所占用的时间,被夫家家庭成员(公婆等)认为入侵了照料家庭的时间, 她们在繁忙的家务劳动时间碎片中艰难从事的创业工作难以得到认可, 使得她们在公私领域都体验到了最深程度 的“时间荒”🎿🛌🏼。通过观察青年女性创业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同模式的“时间荒”体验,可以看出,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下,青年女性创业者在经济和私人生活领域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赋权, 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化时间分配模式中严格的性别隔离🙇🏻‍♂️。然而, 不同阶层和婚姻状态的女性创业者所体验的多种时间 分配和“时间荒”问题, 也反映了在传统性别意识仍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 青年女性个体为市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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