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改革时期的利益协商与社会合作

王道勇

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1期✊🛂。

摘要🚴🏼：改 革开放以来的改革一直具有明显的增量性质，因此除了国家统一进行的阶层利益协调之外，各社会阶层很少需要通过社会合作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结果是整个社会 有利益协调传统却无利益协商传统。当前我国改革的存量性质日益明显，各阶层间的利益让渡将成为常态，各阶层社会合作的关键是要形成利益协商传统。具体而 言🪑，在社会合作过程中，要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合作共识🐢，要让社会上层自愿参加改革而不是成为改革的对象，要推动社会中层主动融入主流社会，还要推动社会下 层逐步形成以利益妥协为核心的利益协商意识🧚🏻。

关键词♍️🚶‍➡️：利益协商🧎‍♂️；利益妥协🧎🏻‍♂️；存量改革👃🏻；社会合作

[作者简介]王道勇👩🏼‍🦱，中央党校尊龙凯时AG教研室教授、副主任、尊龙凯时AG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尊龙凯时AG🫄🏿。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与体制创新研究”（14ASH005）和2014年度中央党校重点科研项目“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现 代社会是一个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利益分配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在一定的社会利益配置体系中🧐，具有相同的利益地位、共同的利害与需求、共同的境遇与命运的人群 会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利益取向各异的社会阶层和谐互处之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各阶层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并达成合意🧞，依合意而行动👩‍👧，其基本过 程包括自主地接触、谈判、协商、退让等，对于最终结果🦫，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都愿意接受，这就是达到社会合作状态的利益协商传统🧏🏻；另一种是在各社会阶层之上 有一个强大的权威（如执政党和政府）在综合统筹🧑🏼‍🏭，从宏观层面对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统一进行协调，其过程主要是通过政治宣示💴🧎‍♂️‍➡️、政策调整和法律规定等进行强 力干预和直接整合，使各社会阶层的利益都能够得到相对满足🧖🏿‍♂️，这就是达到社会合作状态的利益协调传统。一般而言♢，社会合作的这两种实现传统互为补益🤳🏽🧜🏻‍♀️，缺一不 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具体需要提倡哪种传统⭐️🍡，关键是要看在该社会中哪种传统最稀缺💶、更契合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

一、改革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利益协商传统

改 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表征。因此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一直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从改革进程来看🎟，过去在不同利 益主体间形成利益均衡，主要是靠党和政府领导逐步完善各种利益协调的体制机制，现实中很少能看到不同社会阶层在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和利益妥协🫗。也就是说👭🏻， 改革以来，在利益均衡方面我国有利益协调传统而无利益协商传统。

回顾既往的改革史可以发现🏭，社会阶层间利益协商传统的缺失主要应归因于改革所具有的增量性质以及日益完善的利益协调传统。

（一）增量改革决定各阶层很少有利益协商的需求

我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一种增量改革⛹🏽‍♂️，其基本特征天然地决定了各社会阶层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互动需求较少。

从 总体上看🔮，大量的改革是一种社会总福祉自动改善的纯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在这类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会因改革而受益，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仅解放了农民，也让城市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东部沿海地区大发展🙆🏼，不仅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也使中西部地区通过务工经商的形式也得到好处🦸‍♀️；大力发展民 营经济🦯，不仅让一部分群体先富起来，也使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得到快速提升，等等。这种普遍受益的状态使各社会阶层的互动很少夹杂着利益因素， 相互交往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自然和谐状态。

当然💚，既往的有些改革不是纯增量改革🏆，但这些改革多是为了增进社会总体福利而进行的一种“利益调整—事后补偿”型改革，从历史进程来看仍然属于增量改革的范畴✍️。诸如20世纪90年 代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集体企业私营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高校产业化改革👨🏽‍🚒，以及农民工长期被农民化等🕤，分别让农民🫐、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农 民工以及其他一些中下社会阶层的收入、工作🧑‍🦰、看病和上学等利益严重受损，但这是国家为了整体福祉而进行的阵痛式改革，在一段时期后国家一般就会对利益受损 主体进行事后补偿，对改革中的不足进行完善♣️。如最近十几年来国家取消农业税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连续11年每年按10%的 增速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逐步实现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让重点高校对中西部贫困地区进行定点招生，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都是在总体福祉增加后对 利益受损群体进行的利益补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阶层互动角度来看，这种“利益调整—事后补偿”型改革在让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暂时受损的同时，并没有对 另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构成威胁🔅，也没有让另一个特定社会阶层因此直接受益🤦🏽，所以这种改革中的直接利益主体还是某个社会阶层与党和政府，没有同时出现两个不同 的社会阶层利益相互损益的状态🧖🏻‍♀️，因此仍然不需要各社会阶层通过沟通🦵、谈判和妥协等形式，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并寻找应对策略。

（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协调体系

最 近十几年来，现实中也出现了一些阶层间利益冲突的现象，如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新旧市民矛盾等日益突出，仇富心理、屌丝心理等日益流行🤞🏼💒，一个阶 层通过暴力相向的形式与其他社会阶层互动的可能性在增大，但是总体而言至今这种阶层间利益冲突并没有直接危及社会的安定有序🦊，各社会阶层总体上仍然处于一 种社会合作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在各阶层之上有一个强大的权威（党和政府）在直接进行宏观把握。也就是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国家集中 统一进行制度安排，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利益协调体系🤹🏽🏌🏻‍♂️。正是这种利益协调传统在过去十几年里发挥着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保障功能。

一 是党和政府视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其天然义务。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党的一项基本宗旨。毛泽东曾说过，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 尊龙凯时娱乐共产党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p146)江 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就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说👨🏻‍🔬；胡锦涛认为🧛🏿‍♀️👁‍🗨，执政为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习近平 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为 此，对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尤其是利益纷争，党和政府就天然地具有维护、协调和裁定等权利和义务🕞。

二 是对各社会阶层的地位进行明确界定，以避免各阶层为政治权力、经济收益和社会声望等进行无序争夺。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 出🐼⛩：“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1](p168)从而让阶级斗争远离主流社会的视野🧑🏻‍🦳。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承认和使用了“社会阶层”这一概念🤛🏽，随后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p286)🫘，从而正式为所有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正名🫸🏿。2006年，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必须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可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一直强调的是要让各社会阶层形成改革的合力，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论后👨🏻‍🔬，“不争论”🌓、“不折腾”等一直是党和政府为各阶层划出的思想底线和行动指南🧔🏽👩🏼‍💼。

三 是形成从宏观层面统一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主要是由党和政府与各社会阶层分别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体 制机制🏍☝🏼。如在公平的利益分配方面🆑，通过就业优先战略和收入分配改革等形式💪，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维护⚠️；在公正的利益调节方面，站在社会整体利益 的高度👩🏽‍🍳，着力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建设，对初次分配后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节；在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方面🧏🏿，力图通过强调依法治国等力图让社会成员 对国家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畅通、广泛而充分；在利益冲突应对方面𓀈😑，力图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让社会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的主要任 务就是要把握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各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人群的关切，实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

可 以说🦆，在增量改革时期，虽然利益协商传统缺失，但党领导下形成的利益协调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已经被既往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改革 阻力很小🔛，各阶层埋头苦干♑️，很少会为了局部利益、个别利益和暂时利益而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于是社会活力很强👩🏻‍🦽‍➡️，改革很容易取得成效；而且由于利益协调体制机 制日益完善，改革的风险也被降至最低程度。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改革所具有的存量性质日益突出后，这种有利益协调传统而无利益协商传 统的局面将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做出相应的因应和调整完善。

二、存量改革急需利益协商传统的兴起

在2013-2014年两年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提出了330多项和190项全面改革举措🩶，合计约有520项 改革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赢得各社会阶层的一致拥护🥴。但随着各项改革的落地⛹🏽‍♀️，许多改革举措所具有 的存量改革的性质开始显现🤣，改革开始触及既往改革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已经固化的利益分配体系🪀，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一些在未 来的改革过程中需要进行利益让渡的社会阶层推进改革的热情下降，甚至可能会采取行动暗中阻止改革举措的落地。考虑到未来的存量改革主要是对各社会阶层之间 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因此为了阻止现实中利益型矛盾冲突的激化，除了继续完善利益协调传统之外，未来的存量改革还急需利益协商传统的兴起。

（一）利益协商传统缺失的不足日益明显

如前所述🙄，过去的增量改革回避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互动。在思想上，各阶层之间没有形成需要进行利益协商的共识▶️🐇；在实践中，各阶层也没有自主地进行利益妥协的经验甚至是教训。但在存量改革时期💞，有利益协调传统而无利益协商传统的窘境开始显现。

从各社会阶层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来看👨‍🏭，在过去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利益协调传统下的各社会阶层经常会被客体化，社会各阶层不会也不用平等、自主地进行利益协商并且通过社会合作来共生共赢。随着存量改革的推进，利益分配格局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显著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显性化等特征💓。由 于没有进行过利益妥协🧖🏼‍♂️，各社会阶层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从客体化向主体化的转型，因此各阶层在利益协商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畸形状态，譬如，各阶层在互动时过于 关注个体🛼、家庭、社区、单位等层面的小利益而很少关注整体🙆🏿‍♂️、国家、民族🤾🏿🧙‍♂️、阶层等层面的大利益；各阶层可能都会选择过高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导致本阶层的相 对剥夺感强🧛🏿，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差；各阶层在互动时可能都会漫长要价，对国家、对其他社会阶层提出过高的期望值，不愿从对方🏹、从共同利益角度来进行思考 和理性妥协⁉️；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妨碍社会合作状态的达成。

从 国家在利益分配中承担的角色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开始从经济领域内进行有选择的退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理清🤹🏼‍♂️；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均衡各社会阶层 的利益，党和政府开始在社会领域内被重新地全能化👩🏽‍🏫，如全力改善民生，将新增财力的大部分用于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等。在进行阶层间利益协调的过程 中，党和政府面临一个理论的窘境：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在存量改革时期当广大人民群众内部出现利益纷争时，党作为最高的裁定者将会代表谁的利 益🚕？同时党和政府还面临一个现实的窘境🧑🏻‍🦯：各阶层对党和政府过于依赖🆔🦺，一旦感觉利益受损🤺，直接的求助对象是党和政府🧑‍🍳，而利益补偿不力的责任也在党和政府。结 果就是，没有国家的主导，各社会阶层很难进行有效的利益协商和利益妥协；而国家过度进行主导，又会出现“由民作主”演化为“为民作主”的困境。

从 利益分配的各项具体制度安排来看🏊🏿‍♂️👝，我国纵向的利益表达机制较为健全🙎🏻‍♂️，但横向的利益沟通协商机制很不健全🧑🏿‍💼🧑‍🎨。在国家主导的利益协调传统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 利益表达制度🏄‍♀️，如政党利益表达制度、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利益表达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团体利益表达制度、大众传媒利益表达制度、行政领导接待制度等， 这些对话主要是纵向的👋🏼，主要是处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但时至今日🤎，我国横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协商及妥协机制却极为匮乏🫃🏽，诸如农民工与 市民、东部与西部、富人与穷人、企业主与工人就很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诸如异地高考😘、户籍制度改革、劳资协商等方面的对话仍然很难制度化💇🙌🏻，各社会 阶层少有制度化的平台去平等地进行沟通📵、协商和妥协🍁，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关系的社会自我调节。

（二）存量改革的推进急需利益协商传统的确立

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存量改革的基本特征决定着各社会阶层通过社会合作进行利益协商至关紧要。

不 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固化要求利益协商传统的兴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未来的改革要“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中🙋🏿‍♂️，“利益固化”成为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主要绊脚石。所谓的利益固化就是指改革过程中改革的成果和成本分配不均并且有定型化的趋势，即改革过程中改革好处🥯、成果和财富向上集中，而改革坏 处、成本和风险向下集中的趋势，一部分人在改革过程中只做“加法”👨‍👨‍👧，而另一部分只做“减法”。利益固化下来后，各社会阶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就会大 大下降，既得利益阶层有保守和不愿让渡自身利益的倾向，而利益受损阶层则对既得利益阶层有怨恨情绪和暴力相向倾向。可以说🚶‍♀️，在利益固化的背景下🎽，如何调整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已经取代各社会阶层共同努力做大增量🧧，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过去的利益协调传统无法满足这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商和再分配的需 求↩️。

阶 层利益让渡成为常态现象要求利益协商传统的兴起🧑🏿‍⚕️。在存量改革时期，存量改革是增量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增量改革能做的基本做 尽🧝🏽‍♂️🧑🏽‍🌾，未来的增量改革能否像过去那样延续下去，关键就要看存量改革成功与否。如早期的教育制度改革重点是“普九”👷🏿、高校扩招等，而现在的改革重点却是建设 “无择校城市”🕴🏼、“异地高考”改革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简政放权、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改革等都是政府对自身权力的一次自我革命👉🏼；未来能否全民受益关键 就在于这些存量改革性质的制度建设能否成功🫅🏽。所以在存量改革中如果强势的社会上层等利益群体如果没有社会合作意识，没有进行利益协商和利益让渡的心理准 备👩🏿‍🚀，反而有意无意地对改革进行软性抵制甚至直接抵抗✶，那么存量改革必然会举步维艰。

培 养存量改革的支持力量也要求利益协商传统的兴起🫠◼️。在存量改革时期😎，改革的支持者处于缺位状态🗯。近几年推进的存量改革如反腐败、权力清单、依法治国、绿色化 等👯，已经触及一些人的核心利益👨‍❤️‍👨，急需“改革促进派”的强力推进。其他一些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虽然都在叫好✋🏻，但总感觉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让本阶层直接 受益➡️，因此存量改革在短期内没有人有明显的“获得感”[3]👩🏻‍🦯， 这主要是由于存量改革力图通过深度的利益调整来最终形成整体利益的增益，但这种正面效应的显现却需要人们的全力参与和耐心等待👌🏻，其正功能在几年、十几年甚 至数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譬如🙆，近期中央提出，要通过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但短期内人们只能看到让一些人很痛苦的“减法”，一 时还很难看到“乘法”效应的充分释放。如果各社会阶层没有一种社会合作意识，只关注改革过程中自身的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不愿坚决做存量改革 的有力主持者，各社会阶层没有一种社会合作意识，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眼光，只追求短期效应🏊🏿‍♂️，只偏爱采取短期行为，那么存量改革将很难维系下 去。

三、通过社会合作构建利益协商传统

基于以上分析🧖🏿‍♂️，存量改革要求整个社会通过社会合作构建出一种新的利益协商传统🟢🏮。具体而言就是，在存量改革时期，利益冲突各方要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就各自的利益定位进行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谈判”🥳，这种“谈判”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妥协并达成利益契约的过程。[4]形成利益协商传统至少包括利益协商意识和利益协商制度两个层面。未来📥，要使存量改革的措施落在实处，最急需做到的是要在整个社会中营造出社会合作的氛围🚵，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通过协商和妥协来实现共赢的意识。

要在所有社会成员中普及基本的社会合作意识🫢。一般而言，熟人社会天然地具有自治特征，而不需要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陌生人间的关系是可见不可及的🧍‍♀️，所以，陌生人社会要求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5]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指出：“如果对立各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护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就必然会毁灭”。[6](p186)在 存量改革时期，各社会社会急需达成三个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共识🩸：一是从性质上看，所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需意识到，未来的存量改革是为了增进国家🧕🏽、社会和 各社会阶层的整体利益而进行的一个坚难调整🛳，有些改革可能会让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掉一块肉”💍，但它只是在各社会阶层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内 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为此整个社会需要摆脱“你死我活”式的思维定势，彻底从“在阶级对抗中找同盟”的思维转变为“在阶层和谐中求共赢”的思维。二是从收 益来看🐣，未来的存量改革虽然痛苦🧏，但在社会整体福祉提升后所有社会阶层都会从中受益🛑。为此要摆脱“你增我减”式的思维定势，因为进行利益让渡的强势群体也 会从政治清明、人心安定🍛、市场健全、生态美好等改革成效中直接受益🧵。三是从进程来看，未来的存量改革是整体推进式的，与既往的单一式重点改革不同👨‍🦰，在社会 心理上👨🏽‍🎨🚇，所有社会阶层都应当对改革的复杂性和反复性有更深层面的体认。为此要摆脱整个社会需要摆脱“一蹴而就”式的思维定势，全面参与、积极支持改革举措 的设计🧙🏿、出台👧🏻🏋🏻‍♀️、磨合、���正和成功执行😟。[7]

要 动员社会上层自愿参与存量改革🐝，使其成为存量改革的参与者而非改革的对象👨🏻‍💻。社会上层是传统的强势群体，在既往的改革过程中他们都是利益获得者，因此面对未 来的存量改革必然具有典型的保守取向🪯，但是这种保守倾向不并表达着社会上层天然地就是存量改革的对象🐱，因为那样必然使人民内部分裂，并且为存量改革树立强 大的敌人🆚。在社会合作意识树立后，社会应当鼓励甚至是动员强势群体参与存量改革🤷🏿，促使其成为存量改革的推进者、助力者。在社会舆论引导方面🕵️，整个社会应当 都来讲一个“华盛顿的故事”：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临终时立下遗嘱8️⃣，死后将自己庄园中所有属于他个人的奴隶都解放为自由人☎️，并建议其妻也这么做。结果却是🥰，华盛顿夫人在华盛顿逝世后不久就将两人的所有奴隶全部释放👏🏿，并说出一句警世名言🧻：“我不愿意生活在一群希望我早点死的人中间”。强势群急需有华盛顿夫 人的这份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从国家、民族和自身群体长远利益出发，思考整个整体利益最大化问题，主动配合中央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甚至在中央没有提及的 改革领域进行利益的部分让渡，如自愿地反哺社会、自发地做改革的促进派等。唯有如此☹️，社会上层才会既不走极端🪙，又永不松懈🗒。

要 以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推进中产阶层融入主流社会，让中产群体永不满足🖐🏽。未来，中产阶层日益扩大将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最大特征🦄。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我 国的中产阶层将会发挥什么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人们普遍以为✬，一个“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基础。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产阶层所发挥的功能有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一种可以称作“温和的中产阶 层”，即中产阶层成为社会阶级阶层中的缓冲力量💆🏻‍♂️，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起到了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种可以称作“愤怒的中产阶层”，即中产阶层受到经 济打击和政治刺激，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对抗的倾向。[8]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后可能是稳定力量，但在它是少数派或者占主导地位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引导🤾🏼‍♀️。正如亨廷顿认为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 未来的存量改革时期也正是中国中产阶层队伍迅速扩大的时期🧙🏽‍♂️🧛🏿，因此必须对成长中的中产阶层进行积极的引导，注意培养出积极向上、认同主流价值观、积极参与以 及理性表达的中产阶层👘。为此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在充分就业基础上重点考虑和谐就业与体面就业。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方面致力于提供更多向上流动机会， 让中产群体看到更大发展空间🤦🏼‍♀️。还要充分吸纳中产者进入主流阶层🙎🏿‍♂️，完善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人民民主💁🏽‍♂️。此外🚣🏻，还要理性应对中产阶层可能采取的各项行动🤠，应当 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因此依法应对各种中产阶层的诉求和行动就非常关键。

还 要让弱势群体在永不绝望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意识🐮。近些年来，随着巨额改革收益分配相对不均，在整个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补偿性的舆论导向——“无条件地同 情弱者”👨‍🦯‍➡️，即对改革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无条件地加以同情和支持，至于有些弱势群体是否值得同情以及同情到什么程度对社会整体利益最为有利等都无人进行理性思 考❔。由于同情弱势群体的任何思想与行为在道德上都会占据制高点，并有可能使其成为道德的守护者，因此🗃，人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或者认为自己是与 弱势群体站在一起的👨🏻‍💻🔗，使弱势群体概念泛化。同时“无条件地同情”弱者，可能使人们有意忽视弱者自身的问题如漠视法律或福利依赖等🐋，从而使这一舆论导向裹胁 所有其他群体🧄，逼迫政府无条件地偏向弱者，使一切不利于弱势群体的言行表面上消声匿迹，但却在中上社会阶层中内部波涛汹涌，导致“社会中层永不满足”和 “社会上层永不松懈”的目标无法实现，这个社会的活力丧失怠尽🤌🏽，最终会损及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9]因 此，一方面🤦🏽‍♂️，未来急需引导舆论，树立起“有条件地同情弱者”的意识，即要区分哪些弱势群体是值得和必须同情的🕚🧛🏼‍♂️。另一方面☦️，未来也要引导弱势群体形成一种利 益妥协意识：一是应意识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任何利益诉求的满足都只是相对的满足而非绝对的满足，弱势群体自身应当依法行事，要有与强势群体进行心平气 和的沟通、合作🧑🏻‍💻、让步和妥协的心理准备；二是还要意识到利益补偿具有阶段性特征，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对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相应的调整🖕🏿，譬如，伴随 着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过去10多年福利收益快速增长趋势不可能再维持十年二十年， 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未来不是从“有”做到“多”🫶🏼，而是从“有”做到“好”，是要保证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公平性和可 持续性；三是还要树立起靠自己的双手来改革命运的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指出的，“一勤天下无难事”，要让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10]（p112）唯有如此🫲🏽，强势社会群体才会尊重弱势群体，才会愿意平等地与其进行协商和合作。

在 以上利益协商意识兴起的过程中，可以考虑逐步建立健全阶层合作的利益协商制度。譬如👩🏽‍🍳，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公民投票 制度等🧓，使利益的诉求表达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多方集体谈判🎤、人大代表定期会议制度等🈹👨🏼‍💼，使利益的多方对话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一系列制度建设，使利益的诉求表达保障制度得到完善，让各社会阶层都可以进行“有序的发怒”🤸🏻‍♀️👨‍🦱，然后都会以法律为核心接受“程序—妥 协”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各社会阶层都要意识到，利益协商是一个平等参与制定社会规则的过程⚔️，是一个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社会规则的过程🧑🏼‍🏫，更是一个承 认社会规则运行合法性权威性的过程🦵🏽，这是各阶层通过社会合作进行利益协商的基本前提，否则各社会阶层间任何真正的社会合作行动永远都是遥不可及的。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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