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刘仰东

梁漱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观点💇🏻、作为、举止，甚至照片，都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评价时💮，也把“不肯苟同于人”视为自己历来的两点长处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他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学术基础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尊龙凯时娱乐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学者们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这个年龄段。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一生不断思考和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做爱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和梁漱溟来往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崇敬而成为梁漱溟的追随者🤵🏽，这类人不是很多，但彼此关系深，交往时间长；另一类则是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谓“各界人物”🧖🏿‍♀️🥟。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发起成立民盟前后，梁漱溟和一些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黄炎培，与梁漱溟相识多年🫧😕，但从前来往不多，组成民盟后，黄是第一任主席，双方有了频繁的交往👨🏻‍🍼。两人在重庆同住青年会招待所，又因为同有素食的习惯👨‍👩‍👦，吃饭也往往在一起🌈。黄炎培曾戏言🚴🏻‍♀️：“尊龙凯时娱乐是黄粱一梦啊！”和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往日多。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年他一度拒绝担任民盟秘书长时，除罗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来找他谈话，劝说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从事民盟活动没有个人的贪图。他认为，政治见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响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与人相处，如果发生无法合作的情况，问题往往不在他这边♡。1923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他这样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虽彼此有所不同💪🏼，但“尊龙凯时娱乐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对待见解不同的人，他的态度一贯是宽容的😁，一贯是“和而不同”的；承认有“不同”🧏🏽，但强调的是“和”。

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专程来北京拜访梁漱溟➰。谈话间他问梁🤔：“您对郭沫若怎么看？”他当然希望听到梁漱溟更多的评价💇🏿，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个才子喽🤲🏿。”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对老朋友，对曾经崇敬的前辈，在公开场合🙅🏻🥝，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尊龙凯时娱乐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章士钊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在见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在学术界，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评熊在佛学上“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随后熊在寄给梁的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5️⃣。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他写了很长的文章对熊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冯友兰也一样，“批林批孔”时👨‍💼，冯发表文章后🧡，有学生来信问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说🐵，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对老朋友，也绝不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