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等级与文化多样性

--对施坚雅中国农民文化观的批评

[美]武雅士著    陆煜、胡鸿保  译

读过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的人都知道*️⃣，他认为中国是由他称之为“基层市场社区”(standard marketing communities)的细胞所组成的。每一个“基层市场社区”有一个称之为“地摊市场”（stand market）的小市场作为其核心。尊龙凯时娱乐后面会看到🥁🙍🏼‍♀️，他认为农民的生活是局限在这些细胞中的😇，但这些细胞本身又被看成是存在于高度整合、层层相因的等级结构中的最小单元🪦。确实，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是施坚雅分析的关键（也是我对该分析批评的关键）🏄🏽‍♂️🏃‍♂️。每一个基层市场与两个或三个中间市场相连，中间市场又与中心市场相连🧕🏻，中心市场本身又只是地方或区域性城市的前哨。他写道，“很明显……从空间和经济来看，基层市场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特别是，在基层集镇和中间集镇或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更高一级的集镇之间🩰，存在着商品和行商的有规律的运动🏋🏼‍♀️。”（第21页）施坚雅解释说🚕，这里用复数是“因为基层市场通常依赖于两个或三个而不是一个更高一级的市场集镇”。(第21页)

图一[译者按🚶🏻‍♂️‍➡️：可以参见《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33页上的示意图3-3]对那些不熟悉施氏理论模型的人了解一个市场系统的概括性陈述可能有一点帮助🏄🏻‍♀️。因为🎖，与“距离的张力”（the friction of distance）有关，施氏就认为基层市场区（即基层市场社区所占据的区域）往往呈六边形🍛。因而，处于市场金字塔第二层的中间市场区就是由六个基层市场围在一起组成的，施氏称其为中间市场集镇👨🏿‍🎨。尊龙凯时娱乐后边将会看到💌🏊🏿‍♂️，中间市场区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规模，尽管可以因之称为一个社区，但与基层市场区相比👷🏻，它并不是一个分离的、有明显边界的单位。如图一所示🔎🫸🏼，任何一个中间市场都与处于它外围的六个基层市场中的两个和另一个中间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或者换一种方式来看这个系统就会发现，每一个基层市场都是与三个中间市场相连的。

施坚雅分析这一结构的文化规模时，首先肯定这个社区的一般成年男子都互相认识，而且知道居住在社区另一边的农民的家庭详细情况☂️。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他的邻居”👩🏼‍✈️。(第35页)“生活在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五十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本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庄来的农民进行社会交往。这个农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而不在一两个茶馆里泡上个把钟头。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引到一张桌子旁，成为某个人的座上宾。在茶馆中消磨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加深他对本社区其他部分的事务的了解🧏🏽。”(第35页)

施坚雅进而认为，因为对本社区的强烈参与🤽‍♂️，一个典型的农民就可能对邻社区知之甚少或不感兴趣➡️。当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无论是接生婆、妻子😍⬅️、裁缝、高利贷者或是帮工🟥，他都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得到满足🥝。结果，他在本社区内的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拓展而与邻社区的这种关系就会被淡化甚至很快忘掉🧖🏽‍♂️。施氏甚至认为🧔🏽‍♀️，宗族都几乎不可能冲破基层市场社区的界限，因为绝大多数农民都无意与那些已迁出本社区的宗族成员再保持联系。在他看来，“农民有效的实际社会区域……仅局限于基层市场社区”。 (第32页) 换句话说，典型的农民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生活着，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做事方式，因为，超出自己生活空间的事情🙁，他一无所知👩🏼‍💻。

结果🖖🏽，基层市场社区对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文化载体??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 (第32页) 施坚雅承认，“很可能在传统时代，典型的农民认识的同村人要比他认识的所有外村人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但同时，他与本社区内的外村人的联系又如此之广🧑🏽‍🎓，以致于很难想象任何范围的文化差异能够在使用同一基层市场的村庄之间长期存在。”(第39页) 如果考虑到中国妇女在形成和保持文化中的角色，那些文化“差异”何以得到保持还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中国妇女不去市场也不到茶馆去花时间去交际。不过，尊龙凯时娱乐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问题。当他说很难“想象任何范围的文化差异能够在使用同一基层市场的村庄之间长期存在”之后，施氏又继续写道，“同样🙍🏻‍♂️🪧，使农民与其基层市场社区之外的人发生接触的社交活动的可能性如此之少🦨，以致于市场社区之间在文化上产生差别好象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一旦市场社区达到了包容农民生活的程度，它也就造成了后者的生活方式。只要社区长期存在，它就必然会坚持它自己的小传统”👨‍🦼☸️。(第39页)

施坚雅没有告诉尊龙凯时娱乐为什么基层市场的形成“必然“会出现特有的文化🙇🏽。他只是假设当一个个社区处于孤立状态的时候，它们的风俗就会逐渐分化。或者借用爱德华萨皮尔的话说，他假定风俗与语言一样，“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它有它的沿流。”[2] 但是，不管施坚雅假定“小传统”的多样性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化差异的含义是明显的。人口的增长和随之形成的市场社区必然导致多样性。假设汉文化的南扩不会涉及到同化那些有着自己风俗的非汉民族以形成旧传统的新版本👩‍🌾，假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变化不会促成新的风俗以适应新的变化，施氏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作为文化载体🫵🏽🍋‍🟩，其清楚的含义是在这些条件下农民的风俗将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产生是市场系统命定的一笔财富。只要系统扩展👩🏻‍🦽‍➡️，同质性就注定要被异质性所取代。

典型的农民真的认识和他处于同一基层市场社区的绝大多数成年男子？他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与临近社区的交往？典型市场社区的文化特质真的拥有一个独特的形态吗？尽管施坚雅模式发表已有22年🥕，但尊龙凯时娱乐还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确实⛹🏻‍♂️，研究市场社区的人🏃‍♀️，还没有下功夫搞清楚在社区内的村庄所共享的风俗是否有别于处另一社区的村庄的风俗🧙🏽‍♂️。但我这里的目的也不是质疑施氏理论的效度；只是想明白这些理论是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模式🛰。我特别关心的是精英文化的性质以及它与农民文化的关系。尽管施坚雅费尽心机将农民文化置于社会等级阶梯的中间，却无助于定位精英文化。如果农民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基层市场社区，那么🧍🏻‍♂️，精英文化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关于两种文化所植根的社区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所给出的最重要的主张是什么？在接受了施氏理论关于农民文化分析的前提假设并试图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时6️⃣，我就有了以下的这些批评。

在提出“每一个等级层次的市场体系对于阶层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意义”之后🩻，施坚雅接着指出，“从这一观点出发，基层市场社区可以被视为一方面是小商人和农民交往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小商人与地方精英交往的场所🪭。但它的主要意义却在于农民与‘乡绅’的关系🆙。就单个而言🫅，有些村庄可以说不存在既有土地又有闲暇还有文化的家庭，但每个市场社区在传统时代确实有一些所谓的‘乡绅’家庭，用不那么准确的术语来说👆🏻，也正是这些精英家庭在集镇上行使‘社会控制’。每一个寻求哪怕是非正式的领导地位的绅士🕵🏻‍♂️，通常在集镇的某家茶馆里听讼，在赶集的日子里仲裁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的纠纷。地主或其代理人与佃户打交道🐪，以及秘密会社分会的上层人员作出影响整个社区农民福利的决策🚣🏽，都是在集镇上进行的。”（第41页）

地方精英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听讼”5️⃣，也同样是那里，精英们与农民们“打交道”。但在施坚雅对于中国农村的解释中✋🏼👩🏻‍🦼‍➡️，基层市场集镇却不是地方精英的本地居所。他们天然的活动场所在中间市场集镇🌩。恰好是“在中间市场集镇的茶馆🧝🏿‍♂️、酒肆和饭馆中”🤵🏽，“地方精英的代表们从环绕中间市场的基层市场中汇聚到这里⇒，指导着这个中间市场系统所服务的更广区域的种种事务。”(第42页) 甚至会发现“中间市场集镇的某些茶馆和酒肆对农民的出入是有严格限制的。”(第89页🚞，脚注)  这样👇，在施坚雅关于中国社会图景的表述中☦️，地方精英生活在一个中间市场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农民在基层市场区形成的社区🪨，他们在茶馆酒肆中设宴交友🌚，“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本社区的其他部分的了解”。那么，可以假设🙇🏽‍♂️💇🏻‍♂️，就像在农民中一样，交往形塑了地方精英行为作事的方式。与之对应，在基层市场中形成的“小传统”原本应该有一个建立在中间市场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大的小传统”（big little traditions）🏋️‍♂️。如果尊龙凯时娱乐将这两种传统都着上色👩‍🦽‍➡️，那么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可能是：农民的小传统会呈现明显的六角形块，而地方精英的大的小传统就会像J.M.W.特纳所画海景的云彩那样若隐若现。原因是，在施坚雅的模式中🍠，基层市场社区，即农民的社会环境💇🏿，是离散的；而作为地方精英社会环境的中间市场却是与之相重叠的。如果他们像施氏所说的那样行动🧜🏼，农民与他们自己社区以外的农民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社区的茶馆里喝茶，不可能见到认识与相邻集镇有交往的人。相比之下，地方精英不仅在他们自己社区的茶馆里会见来自他镇的人，而且，这些茶馆的顾客还包括那些与从未在当地露脸的人有私交的人。

在那些极其正规的市场体系中（如图1所示的那种），居住在基层市场集镇的地方精英很容易进入三个中间集镇🚇。这样➝，尊龙凯时娱乐就有理由假设一个地主或者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至少经常出入两个集镇的茶馆，他可能经常与那些来自各个基层市场社区、又属同一阶层的人交往🙎‍♀️，并且通过他们获得其他远处集镇的第一手新闻🧘。而且👨🏿‍🦲，按施坚雅的说法，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可能不止光顾附近的中间集镇的茶楼酒肆🪩，他偶尔还会跑到邻近的中心市场集镇去与官吏把盏对饮。“中心集镇阶层间关系由于官吏的加入而变得更加重要。可以设想📮，这一级集镇不仅是低层次市场已经提到的各集团关系的中心，而且也是官吏与其辖区内‘乡绅’领导以及镇上的商界头面人物进行重要磋商的地方。”(第42页)

那么🏄🏻‍♂️，施坚雅所描绘的狭小的、封闭的农民社区，就与大的、开放的地主、商人、小文人以及那些与级别较低的官吏有面对面往来之人居住的社区纵横交织在一起。尽管生活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农民都是孤立的🏌🏿‍♀️🤲🏻，不与外社区的农民往来，但这种孤立也不是绝对的。施氏概念的核心在于，他们光顾自己基层市场集镇的茶馆，并因之不仅逐渐认识来自（本社区）其他村社的农民而且还认识那些居住在本基层市场社区的地方精英。所以✪，就很难明白施氏何以断定“市场社区之间在文化上产生差别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相反，必然出现的应该是处同一地区的基层市场社区的文化不应有所区别。年届五十已经赶过三千多次集的典型农民🧑‍🌾，应该有足够的机会知道社会上层婚丧嫁娶以及建房是怎么做的👛。实际上，如果他是一个佃农（大多数农民的命运都是如此），当他的地主举行这种大的仪式之时，那他就完全有机会参与🏒。那么👦🏽⚃，相邻市场社区的农民文化又何以在任何程度上产生差异呢？显然，一个贫穷的佃农是不可能举行像地主那么奢侈的婚宴🌇，但可以肯定他会努力去效仿。尊龙凯时娱乐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行为都是上行下效的🚀💆🏼。

将施氏作为农民文化载体的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与其描述的农村社会结构协调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认定地方精英的榜样没有使文化标准化（standardized），因为地方精英并没有像地道的精英那样行为作事。施氏将地方精英称为“耍两面派的掮客”，这可能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种方法可能是无效的🤴。(第41页) 一个与三个中间集镇甚或一个中心集镇有社会关系的本地地主，难道会忽略同阶层和高阶层的影响却转而去效仿他的佃农吗？事实是，尊龙凯时娱乐不得不认定🍯，各社会阶层上任何一部分的实际行为对其底层的民众是有示范作用的🛎。这就使尊龙凯时娱乐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施氏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模型无法容纳他关于中国农民文化的模型🧙🏽。他那层级清楚的等级设计🧎🏻‍♂️，没有给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留下任何空间。如果说“小传统”存在0️⃣，那么💝🫵🏻，它们的存在也是无视市场系统产生的强力而存在的。

那么，从施氏包罗万象的中国社会观当中就只能得出一个悖论，因为它远没有提供一条解释文化多样性的方法🤷🏼‍♂️，而是指出了一些力量。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力量本应该造就一种在财富差别允许范围之内的、近乎同质的文化。然而，尊龙凯时娱乐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令人惊讶的多样性，即便不是在一个中间市场社区至少在同一个地区是如此💆🏼。让尊龙凯时娱乐来看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尤其是在顺德县和中山县的东部，妇女若在结婚后不到四五年就进了夫家，就会被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译者按：此处所指的乃是“不落夫家”的习俗]然而✢，就在不到两百英里远的丰顺县和兴宁县🕰，大多数妇女从婴儿时期就进了夫家并由婆婆抚养成人[译者按🚡：即言童养媳]。[3]我以前在别处说过🤡，这种多样性的根源要在汉文化与非汉文化之间的互动中来寻求。因为，这是我能解释尊龙凯时娱乐所称的中国文化为什么在说汉语官话的省份文化的同质性比不说汉语官话的省份要高的唯一途径。但即便我的这一想法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也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仍保持着差异。因为尊龙凯时娱乐还是不得不解释地方的多样性何以在施氏论文里所构建的社会、经济金字塔模型的重压之下得以保存。需要解释的事实是🛋，尽管创造和维持了一个等级系统，而且在这个等级系统中每一层人的行为都会成为下一级人的强制性榜样（compelling models）👩‍🚒🐬，那么中国文化何以能保持其异质性？

注释：

 [1]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 no.1 (Nov.1964). [译者按📳：可以参见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以下引文出自同一篇文章的，仅标英文版页码。]

 [2] Edward Sapir, Languag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21),p.160. [ 译者按：可参考陆卓元译☠️：《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34页，1985年🤱🏿。]

 [3] See Arthur P.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and Janice Stockard,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本文选译自《第二届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刊行👨🏿‍🔬，1989年🗺。收入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470-474页👩‍🦼‍➡️，北京🧙🏻‍♂️，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