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象征边界

熊 凤 水 

[内容摘要]🫲🏼：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打破了显现的🫠、外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并未能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的深层隔阂，农民工在城市内部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依然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农民工把城乡界限由“城乡之间”移入到“城市之中”，在城市内部存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方面流动的象征边界。

[关键词]：  农民工；    流动；    象征边界💍；

一、引言🤽‍♀️：问题与文献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明确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为市场的主体要素之一🙍🏿‍♀️，劳动力在市场调节下的自由流动逐渐得到允许和鼓励⤴️，大批农民工带着自己与家庭的梦想来到城市👮，以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在城市的奋斗历程。二十年过去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融入城市了吗？其发展前景怎样🧑🏻‍💻？这些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媒体与学界的关注。

以往对农民工前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或市民化的向度上👩🏽，学界在研究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现代性视角。该视角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的二元模式出发🧚‍♂️。认为农民传统性的减弱🧜🏽‍♀️、现代性的生长，是一个与他们逐渐走出土地、摆脱乡土关系的束缚相伴随的过程^[1]。农民工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将发生深刻的变化^[2]🕥。二是城市适应视角🦆。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层次🧑🏽‍⚕️，且是依次递进的关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程度。心理适应实质是被城市文化同化🦸🏽‍♂️🪮，完全地融入城市社会 ^[3]♓️。三是市民化视角。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化为市民（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和生存能力市民化；四是农民工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市民化^[4]。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从城市和市民的主体视角出发🤜🏿，从宏观上为研究农民工的前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视角🦹🏼‍♀️。实际上，农民工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化的群体，可以较为大致地概括为“精英型”与“平民型”农民工，“精英型”农民工正在迅速地实现城市适应🖖🏼👮🏻‍♀️，往市民化方向发展。“平民型”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也不会回到农村👨‍❤️‍💋‍👨，但是他们会在城市实现另外一种适应，这是一种与城市化生活方式相对应的农村化生活方式，即“进入城市的农村”，把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流动的象征边界🏊🏻🐘。

二、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笔者来自农村，包括叔叔、姐姐🛡、姐夫等在内的众多亲人都曾经或现在在城市打工，他们都是笔者最亲的人，他们在城市多年的工作生活状况深深烙进笔者的脑海❔，成为笔者的“手头库存知识”，笔者儿时的伙伴🧔、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笔者老家村落的父老乡亲很多都在城市打工💞，可以说，笔者一直生活在“农民工”中间🔗，他们对城市的描述、对工作生活的感悟、对未来的期盼等等都在笔者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城市经历成为本文的写作基础。

边界，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界限，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的隔离带👳🏼‍♂️。象征边界是指这种隔离带不是显现的、外在的、平面的，而是隐晦的、流动的、立体的。是一种能够感知但又说不清楚的痕迹👩🏿‍🎤，蜿蜒在尊龙凯时娱乐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痕迹不容易描述，不容易看得真切，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象征边界在本文中具体是指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五方面存在的或隐或现的差异与不同，是一种象征符号界限。

三、流动的象征边界：进入城市的农村

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冲击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但笔者认为，这种冲击是有限度的🙇🏼‍♂️👨🏽‍🍼，更大程度上只是打破了显现的💂🏻、外在的城乡分割局面，而并未能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的深层隔阂🏅。农民工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只是完成了资源获取方式（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转变）和空间位置（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改变🤌🏻，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尚未融入城市社会^[5]。农民工来到城市🔹，使得原来城乡隔离状况下的“一个国家👱🏼‍♀️™️，城市和农村两个生活圈”演变成为“一座城市，城市和农村两个生活圈”，农民工尤其是“平民型”农民工在城市内部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

1、身体象征边界

身体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内涵和象征性意蕴^[6]🤽🏽🤦🏿。在布迪厄看来🦀👷🏻，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7]🧙🏽‍♀️。计划经济年代形成了长期封闭👩🏿‍✈️、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具有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改革开发后👨🏽‍🚒，中国正经历迅速的社会转型，身体的变迁往往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是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农民工虽然在衣着👰🏿‍♂️、打扮🥊、语言与行为模式上努力向城里人靠拢，但实际上依然存在隐形的痕迹。

（1）身材肤色

城乡分割体制下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不同的工作与生活领域，培养并形成了身材相貌方面的不同身体特征与话语体系，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哲”和“黝黑”等🪟，前者代表城市人，后者代表农村人。农村人在田野劳作，背天面土💇🏻、风吹日晒，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农村人皮肤比较粗糙，肤色黝黑红润，面容更加苍老🐎。在农村，这样的皮肤是健康和勤劳的标志，被乡村价值观所认同。但在城市，白哲娇嫩的皮肤作为养尊处优、闲适优雅的象征而被崇尚。“以瘦为美”是城市时尚的审美潮流，而农村依然是“以胖为美”，结实健壮的女人才备受推崇。当肤色成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在身体上的区别的时候，肤色的意义就不再体现在生理上，而是具有了社会身体的意义^[8]🤜🏽🍽。“海涅说17世纪的法国农民脸上写着他们的村子离巴黎的英里数。”^[9]农民工来到城市🧑‍🦼‍➡️，带来了从农村养育成长起来的身材肤色🧗🏼‍♀️🧓🏿，虽然可以经过刻意打扮与掩饰，但并不能真正完全消除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身材肤色痕迹，其外貌、气质很难做到和城里人一样。时尚本身就是一个既树异于人🆖🤏🏻，又求同于人的过程🤸🏿‍♀️💂🏿。上层人要树异于不如己者🦢，他们往往是最先采用尚未有人采用的新事物的领潮者；而社会下层或不甘再为社会下层的人则要求同于胜过己者，所以他们往往是想方设法采用已有人采用的新事物的赶潮者^[10]。“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能在电影院约会你们又改网恋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露脐了。”^[11]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追赶过程中所流露的感慨与抱怨，本身也显现出身体的象征边界👣。

（2）语言

中国辽阔的疆域与众多的民族培育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语言🤞🏽，语言成为一个人的名片与地方身份，稍微夸张一点🚣🏽‍♂️，在很多时候，只要某人一开口说话💕，就能大致判断出此人是来自哪里，如北方人与南方人，然后再把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往此人身上张贴👨🏿‍🏭🧕，如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精明等。笔者来自宿松县的一个偏僻农村，宿松县位于安徽省南部，有自己的方言，这在中国的南部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县都有自己的方言🚶‍♀️‍➡️，甚至有的一个县内部都有两种���上的方言🍦。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当地的城市话语成为打工者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发生互动、进行沟通的媒介👨🏽‍🏫，是否能够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当地话成为其适应新身份或扮演新角色的最重要条件🎼。笔者的一位亲属告诉笔者🧎‍♀️‍➡️：

“上海虽然很繁华👨‍👩‍👧‍👧，但上海人也很排外。在公交车上，如果你能说一句上海话，身边的人都会对你客气很多。在谈装修生意时，如果能说几句地道的上海话👨🏻‍🦽，则要容易谈拢些🌞😪，并且价格也会稍微高点。但上海话太难学，虽然刻意地学习了很长时间🏄🏽‍♀️，但至今只能说几句最简单的打招呼用语，平时和本地人打交道时，主要是用普通话，但还是带着很浓厚的地方口音🫃🏻，熟悉的人戏称为“宿普”（即带着浓厚宿松口音的普通话）”。

在上海，流利的上海话和不带乡音的标准普通话成为农民工掩盖乡土身份和扮演城市人的技能🌁🥏。虽然极力让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些♛，但实际上方音很难消除，农民工的普通话中大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地方口音🧑🏼‍🚀👨‍⚕️。上海话就更难学，基本上达不到掩盖自己不是上海人身份的目的🧑🏻‍🦼‍➡️，尤其在上海当地人面前。农民工内心里更喜欢说普通话，一是因为普通话相对容易学，二是因为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从偏僻的农村老家来看📣，能说标准的普通话是件很荣耀的事。长期以来👩🏽‍💻，普通话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符号之一，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当然，农民工在与老乡交往时，使用的都是家乡话，家乡话是最自在的语言，也是最能增加老乡之间情感认同的语言🤺，从反面看，这无疑增加了农民工学会说标准普通话和当地城市话的难度。

2🏇🏻、工作象征边界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民工在城市主要是非正式就业。非正式就业是指具有非正式的雇佣关系（无合同、无有效合同👩🏼‍🔧、临时雇佣👩🏽、随意决定工资等）、未进入政府监管体系、就业性质和效果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劳动就业^[12]。农民工的工作具有两个特点➾。

（1）集中于具有农业生产特征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次属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低收入性🧑🏽‍⚕️。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报告透露，2007年我国农民工月均工资首次突破一千元🧙🏽‍♂️，达到1060元，2008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再次上升到1240元，连续两年实现大幅度向上增长^[13]。近几年城市生活成本出现大幅度攀升，农民工除去在城市社会的各种日常消费和开支，一年下来收入所剩无几。农民工拿到手的工资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除工资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福利与保障🥭，这与城市工人相差很大🤾。有研究表明，城乡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城市工人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优势主要是由福利待遇造成的^[14]。低工资无福利的状况使得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经济底层🏋️‍♂️，经济地位的低下直接对农民工其他各个方面产生刚性制约。低收入性与农业生产的收入相似，农民工把农业生产低收入特征移入了城市🍬。二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劳动时间长⛄️，就业条件和环境普遍较差，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调查显示，只有39.5%的农民工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为8小时，30.2%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在9～10小时🧛🏼‍♂️，14%的农民工需要工作11～12小时，10%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这极大地高于平均的劳动时间^[15]。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特点与农业生产相似🛌🏿，农民工把农业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特征移入了城市。三是不稳定性。农民工来到城市的最主要目的是挣钱✸，在找工作上存在“骑驴找马”现象，一发现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就跳槽走人；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专业性弱💂、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用工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解雇农民工⬆️。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农民工的工作具有不稳定性特征🖖，这种高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同一城市内不同工作岗位间的流动，也体现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农业生产依然是“靠天吃饭”，庄稼收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风调雨顺，是否闹虫灾。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与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不可预测性有不谋而合之处。四是不具有累积性。农民工由于不是单位的正式职工🧒🫱🏿，在城市中又没有正式户口，没有职业技术考试与职称等级，对农民工说，一切都是流变的、不稳定的。无论是工作业绩，还是职业地位都无法累积🤽🏼‍♀️。由于不能累积，职业地位自然就难以上升。所以🎿✵，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时，地位变化微小，这与没有职称和地位的累积密切相关。农民工地位流动处于间断和转向之中，后一种职业地位并不能继承前一种职业地位，两种职业地位的相关性较弱✩，也就是说没有地位继承。这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单位正式职工差别很大🙋🏼‍♂️，城市居民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这种业绩累积逐渐地变为晋升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地位的累积。地位的累积是个人的一种资本🟨👩🏻，当职工在单位之间流动时，是可以将这种资本从一个单位带到另一个单位的^[16]👨🏻‍🦳。例如🕌，在A高校当教授的人，跳槽到B高校工作后，仍可以保留教授的职称和地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非累积性与农民的农业生产极为相似，农民没有职称😵，做一年的农民和做一辈子的农民没有差别🧑🏽‍💻，都是农民。今年庄稼的收成和明年没有任何关系👩‍🦽，当今年的庄稼都收割上来后，明年再种植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2）职业特征的地缘化

农民工外出就业时，存在较为普遍的“亲带亲，友带友🐳，邻居帮邻居”的找工作方式💇🏿，其外出打工的信息往往来源于老乡群体𓀖🦡。一项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他们来这里打工的主要信息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朋友等提供的✮，这种情况占75.82%^[17]。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特征🧘🏼‍♀️：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的某几个村庄的人群🆒🧘🏼‍♂️。如东莞市厚街镇聚集了数万来自安徽蒙城的农民工，深圳市的出租车司机市场主要由湖南攸县的农民所占领，上海的汽车维修门市部多数由安徽肥东县的农民工开设，广东南海、顺德仿古家具企业的工匠师傅多来自江西南康^[18]。这种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方式🔏，使农民工的职业与原籍地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农民工这种职业特征的地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整个村庄或更大范围的地缘关系间接地移入城市🧖🏻🆘。

3、居住象征边界

居住空间是社会阶层的外在标志，居住条件的差异化特征不仅仅表现出一种社会分层的现象，同时其也是一种导致群体阶层化趋势的重要机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不同居住方式，这表现为在一些生活质量和居住质量十分类似的社区中🔤，集中居住着一些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上大致相似的人群，在这样的封闭性社区中，人们逐渐养成了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19]。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他们很难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在城市主要呈现两种居住方式🐻‍❄️。

（1）城乡结合部租房

城乡结合部房租便宜，房源较多且相对集中，与城区的交通联系也较为便捷，其行政管理相对混乱和松懈Ⓜ️💴，正好为农民工的聚结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因此，农民工大都会选择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农民工根据血缘🎗、地缘等关系居住在一起👨🏽‍🦱，使自己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圈🥫，可以丰富业余生活👉，也可以在困难时获得一定的社会网支持🏗。但农民工大量聚集在城乡结合部租房，就逐渐形成了各种“城郊村”♈️、“城中村”等特定区域，农民工只和自己的同乡或者工友进行交往，与城市主流社会群体来往很少🎏，与当地居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使得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在城市中过着农村的生活，仅仅是把生活的地点从农村换到了城市而已，是“城市中的农村”💅🏻。

（2）单位集体宿舍

出于有效管理和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作效率等需要，有些单位会为农民工提供集体宿舍。工厂利用宿舍来暂时性地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临时劳动与其日常生活再生产最大限度地整合在一起^[20]。这类居住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特征🤲🏿，并且多为用人单位负责提供食宿🟠。宿舍通常位于所在工厂或工厂附近，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是集体共用的，床铺分为上下铺🏖，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名工人。农民工在集体宿舍中居住，在工厂食堂里吃饭👩🏿‍🎓😜，可以“足不出工厂”地在城市中长年累月的工作生活下去，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和工厂内的农民工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企业提供的宿舍是一个仅供工人休息的空间✡︎，它的目的是投入最小的成本让工人最快地恢复生产能力，很少考虑工人的其他需求。在单位集体宿舍里✭，除了床铺属于某一个固定的工人之外👩🏿‍🔧👩🏻‍🦳，其余的生活空间如厕所和洗漱间等几乎都是集体共用的，单位集体宿舍仅仅是一个恢复劳动力甚至是睡觉的场所，在这里几乎不具备任何休闲𓀑、放松和保护隐私的功能，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保护个人隐私的空间存在。这种没有隐私的公共空间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方式较为类似🧘🏿。在乡土社会，隐私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在一个狭小的熟人社会中，个人也很难有什么隐私🍱🍸。

4、交往象征边界

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存��如上所述的工作边界与居住边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实际上是一种职业隔离与居住隔离，这种隔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工与其他人口群体特别是城市市民建立亲密的⏱、私人性交往关系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血缘地缘的初级关系

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他们的人际交往圈仍然束缚在亲戚🕋、老乡的范围内🏂🏻🔔。朱考金的一项对南京市农民工发生资金困难时找谁帮忙的调查表明，找老乡与朋友的占63.3%🏄，找父母的占17.5%，找在南京亲戚的占10.4%🥳，而对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措施关注的农民工仅占2.6%^[21]。尊龙凯时娱乐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农民工在人际交往上仍是“内倾性”的，与城市社会的真正交往很少👩🏽‍⚖️⚄，其交往对象主要限于既有的社会网络🤛🏻。农民工在城市寻找工作👳🏽‍♂️、化解风险🧑🏻‍🎓、情感寄托、日常交往等方面，都极为看重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初级关系是一种强关系，强关系的对应面是与弱关系。格兰诺维特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四个层面来区分强弱关系^[22]。提出“弱关系假设”⛪️🚳，认为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信息的价值也很大🤷🏽‍♂️，可以充当信息的桥梁。因此，弱关系对社会流动，特别对职业获得和资源获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3]👨🏿‍🔬。而边燕杰则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越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借助强关系来获取资源是最节省成本、最牢靠的办法^[24]🤹🏿🧑‍⚖️。在弱关系与强关系之争中，格氏弱关系建立的理论前提是信息没有真假之分，都是可信的。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城市是陌生人的世界🤦🐟，一切都是暂时的和不可预见的，因此信任的风险也就随时存在。乡土社会中那些可预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开始被不可预见的、流动的生人交往所取代，城市社会中的广泛信任很难在短时期内建立, 为了降低被骗的成本，农民工只好退守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之中🤼‍♀️。强关系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强关系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信任与义务👩‍🔧。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在很多程度上是把农村的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移入城市中。

（2）基于同等农民工身份的业缘次级关系

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出于工作的需要，人际交往面肯定要比在封闭的农村时宽很多𓀔，人际关系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与城市市民的交往，另一方面是与来自其他地方的与自己具有同等农民工身份的打工者交往。农民工在与城市市民的交往中🏄🏿‍♂️👩‍👦，存在较多隔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农民工觉得自己在身份地位等诸多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较大差距，不属于同一类人，无交往的积极性。农民工来自农村，对于经营复杂的人际关系显得厌倦与力不从心，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大多是出于工作需要的业缘关系交往🪃，与城市居民深层次的私人交往和情感沟通并不多见。同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污名化”现象。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25]。土气🧽、呆板🦕👷🏽‍♀️、素质低、只会干体力活等往往成为农民工的标签，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交往亦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农民工在和来自其他地方的与自己具有同等农民工身份的打工者交往时🧖‍♀️👮🏿‍♀️，身份、地位、收入等的相似性使得他们没有太多的隔阂，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也更大，交往的深度也会得到相应扩展。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整体上具体高流动性的特征，使得交往也往往不能太长久。

5、婚姻象征边界

传统农村婚姻的特点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婚姻圈处于一个狭小的熟悉区域内🏕，通过婚姻来复制和再生产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以便相互之间可以获得各种资源和支持⚱️。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脱离了父母的监督♿，青年男女在共同的工作生活经历中萌发爱意🫸🏽，自主恋爱📛，结成夫妇🐔，挣脱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非自主婚姻模式🎯。在通婚圈上也有所扩大🫷🏽，但从整体上看，笔者认为农民工存在婚姻象征边界，农民工的婚姻对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本地外出务工者

对外出打工农村青年来说🐇，尽管他们在择偶上可能具有较之农村封闭环境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其在城市中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居住方式等方面所存在的客观限制以及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现状🚢，会给他们的恋爱与婚姻带来一定的障碍^[26]。农民工来到城市后，还是倾向于从本地外出打工者中寻找对象⏮🍋‍🟩。原因至少有如下两点：第一，来自共同地域的青年男女💁‍♂️，彼此之间有相同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背景等📋，这些因素都促使其更容易走到一起的。第二，乡土社会培育出来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从反面看就是对更大范围的陌生人的不信任🛀🏼💆🏽‍♀️。农民工当事人特别是其父母在潜意识里对陌生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和防备心理🧒🏼，使其更愿意在家乡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农民工婚姻范围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来的同镇甚至同村通婚变成了更多的同市同县内通婚。

（2）外地农村打工者

虽然说农民工婚姻范围主要还是在当地（以县为单位）👉🏻，但现实中还是有部分农民工的通婚范围是跨区域的，包括跨省婚姻🧇，跨省通婚的例子往往被看做是农民工突破婚姻边界发生质变的实例。但仔细一调查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又在局部上具有合理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其局部具有合理性👨‍👦，是因为跨省婚姻确实是对传统封闭通婚圈的地域突破，具有其积极意义。之所以说其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是因为通婚的对象虽然是跨省的，但却是来自农村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与关键之处🛶。他们不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和自如地恋爱结婚，他们仍然停留在农村。交往空间的扩大也仅仅限于农村，他们的恋爱发生在城市，但却是农村人之间的恋爱🏃‍♂️，是农村地域的扩大，这种表面上通婚圈的扩大实质上是在更大范围内保持和发展了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的行为方式🫖。笔者有位小时候的玩伴现在娶了位江西的姑娘，是跨省通婚。虽是跨省，但地域的空间距离也很近⚁，宿松县与江西接壤🦹🏽🦐，实际上就是两个相邻近的县，只是分属不同省份而已⏯🧍🏻‍♀️。那位姑娘说她家是农村的🧏🏼‍♀️，她老家的农村和现在婆家的农村没什么差别🧑🏿‍🔬，除了语言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很适应。当然⛩，实践总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中不排除跨地区并且是城乡之间通婚的🗣。城乡之间的通婚更多的是农村女性嫁入城市男性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别比失衡导致男性婚姻市场挤压，城市条件较差的男性在城市中面临婚姻困难，继而转向从农村中条件较好的女性里寻找💌，这是“男高女低”婚姻模式在跨城乡通婚中的延续，是传统的现代翻版🍜，没有超脱婚姻象征边界。

四、结论与讨论

在改革开放超过30年，大规模人口流动约20年以后的今天，农民工整体上依然主要谋生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他们并没有融入城市👨🏼‍🦱，他们在城市内部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依然遵循着自己的逻辑🎂，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基本无关，在城市内部的流动中存在着象征边界。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刚性的、外在的✍🏼、显露的，在农民工大规模涌入城市打工的市场经济年代👵🏻，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消除，农民工把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打工流动的方式移入了城市内部👍🏻，形成了在城市内部的城乡两种生活圈🧗🏿‍♂️。这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被迫无奈之举。

农民工未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未能突破流动象征边界，是人力资本与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农民工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决定了其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尊龙凯时娱乐需要做的是不断增加与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继续减少并破除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种制度安排👨🏿‍✈️，让农民工突破流动的象征边界，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这绝不能成为尊龙凯时娱乐停滞不前的理由，相反🥐，尊龙凯时娱乐应在紧迫感与压力感中奋勇向前🧩、奋起直追🔧，因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繁荣富强，需要农民工突破象征边界🍫，需要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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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1）.                  

Mobile   Symbolic   Barriers

Xiong Fengshu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migration of farmer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narrows the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people, but can not break down the real barriers between rural society and urban society. Farmer workers still behave in their own way and live a lif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ownspeople because of some mobile symbolic barriers which exist in their body, job, shelter, communication and marriage.

Key words:   farmer workers;    mobile;     symbolic barri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