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乡土社会 

——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 

周大鸣 

本文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广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传统乡村经济中剥离,走向了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一个缩影,传统的乡村社会被打破,新的稳定的社会规范未确立,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尝试。 

关键词:乡土社会;改革开放;社会变迁 

一 

费孝通先生在成书于1947年的《乡土中国》中,开篇就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这一论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适于中国社会的🧑‍🏭🌥。自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广袤的中国腹地还是一个以乡村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良好尊龙凯时AG科背景的训练和敏锐的洞察力,使费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对乡土社会的特性作出的描绘和观察,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费先生为尊龙凯时娱乐展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以及权力结构特点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文字无足轻重,人与人之间依据“差序格局”划分亲疏远近,男女授受不亲,依据礼治而不是法治对社会进行规范管理……这种图景,够得上费先生的老师——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优美”🫢。然而,即使在当时,睿智的费先生便已经看到了乡土的危机: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快速的社会流动,日益异质性的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更是让安土重迁的乡民手足无措;乡村的经济、人力资源流失,乡村精英纷纷离开乡村迁往城市。于是,持续了几千年的乡土文明的地位一落千丈,“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1]11

不仅如此,20世纪后半叶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乡土社会在经济生产基础和政治模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大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文明的根基——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经济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摆脱了土地束缚的乡村一举扭转了千百年来缓慢前进的“内卷化”发展,在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工业化的支撑下,在经济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超过农业,占有压倒性优势,并且还在逐年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迅速减少,昔日的农民纷纷“洗脚上田”,进入工厂做工,或者从事各种商业经营;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彻底改变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模式;农村景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宽阔的马路🪵、林立的楼房👗、成片的工业区、优美的公园、大型购物中心、设施齐全的村民住宅小区……城乡界限日益趋于模糊。 

改变的不仅是看得见的表象化的事物,更是各种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首先, 农民的个人素质有所提高,效能感🙋、创新精神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增强,能够逐渐适应工业社会所要求的严格的劳动分工、细致的管理层级和严明的工作纪律🫡。其次,农民生活范围扩大,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增强,在传统地缘🤵🏼‍♂️、血缘交往的基础上,扩大和增加了业缘、友缘交往。再次,农民的市场观念增强,闯荡市场,创办企业培养了农民企业家们的市场观念。如今,头脑敏捷、信息灵通,具有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农民企业家,正在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次,商品经济促进了新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形成,人们在交往中不仅只注重人本身,而且还受到利益的驱使,使得传统的人情和礼俗受到了挑战。当前,广东农民的人际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契约化倾向,他们的法律意识也因此大为增强🌃🧚🏻‍♀️。最后,市场化也为农村民主法制的建设提供了可能🏄🏻‍♂️。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民的财产权和人身地位开始得到保障,而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则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民个人权利及其保护的制度性承诺。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民的权益意识不断得到增强,对个人经济权益的维护,成为推动农村民主法制进程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动力。 

可以说,广东地区的农村,尤其是珠三角农村,已经逐渐开始从传统乡村经济中剥离,走向了现代化发展之路🎱。在物质和文化上,置于西方的示范效应之下;在经济上,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轴;在文化上,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转移🤔。今天的广东农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昔日的乡土社会,阔步向城乡一体化迈进🪓。法国尊龙凯时AG家孟德拉斯说得好,“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2]🛑。同样,在人类学家眼里,告别乡土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指乡村演变为城市或城镇,而是指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整合后的新的社会理想。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社会经历的快速而剧烈的变革并未结束,而是仍然在持续进行。传统上完整而封闭的乡村社会被打破了,新的稳定的社会规范还未确立,仍在进一步地探索尝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一个缩影,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完成🛍️🚮。 

二 

 (一)广东改革开放概况。 

30年来,广东农村改革开放实现了三次质的飞跃。 

首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以外向型为主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 

其次,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发展农业适度经营和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为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为适度经营和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广东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办法,使耕地适当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推行,为农村第二步改革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出路,为实现农村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业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为实行土地整体规划创造了条件,加快了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壮大集体经济开拓了新的路径,为农村社区公共福利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关系,改善了农民与集体的关系,规范了经济行为,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最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广东已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和条件。近年来,广东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公共财政投入向保护支持农业的政策倾斜,城乡统筹发展大步向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全省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农村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显著进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与30年前的1978年相比,广东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如下十个方面的变化👂🏼。 

1.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农业主要经济指标和主要农产品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农产品在空间布局上逐渐向适宜区集中,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粤西👩🏿‍🦲、粤东和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水果、蔬菜和花卉主导产区,粤东成为我国名优单枞茶商品生产基地,粤西为我国蔗糖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畜禽生产规模化、现代化程度提高,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机械化加速发展,农机拥有量不断增加,装备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方式不断创新,作业领域不断拓宽;农业科技工作取得新成效,农村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转化速度进一步提高;启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工作,共培训骨干农民近36万人次。 

2.农业生产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业迅速发展👦🏽💳。种植业稳定发展,畜牧业比重提高,林业发展加快,海洋经济进一步壮大,产值约占全国的1/5。种植业比重继续下降🤵🏼‍♂️🟨。从种植结构和品种看,优质🫲🏻、特色🧔🏻‍♀️、适销、高效园艺作物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农村工业发展迅速,农产品品种资源丰富,质量提高快🔗。 

3.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截至2005年,广东省有各类型农业产业化组织8732家,带动农户535.8万户👲。各级扶持的农业龙头企业1482家,带动农户421.4万户,户均增收1401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范围扩大,2005年,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100家,农产品专业市场218家,农村经纪人1517个🛩。完成了珠江三角洲十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12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示范辐射效应逐渐显现。 

4.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进展,竞争力日益增强。截至2005年,累计创办了97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一批市级示范区,组织制定省级农业标准111个,广东省21个地级市🚵🏼‍♀️🥽、56个县以及27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通过认证的省级无公害农产品基地660个,产品1206个;绿色食品企业110家,有效期内产品个数224个;累计评出“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182个🦻🏻。 

5.广东省与珠江流域区域农业合作扎实开展,外向型农业发展态势良好。建立起珠江流域区域农业合作联席制度,积极搭建区域农业交流和合作平台。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尤其是园艺产品及其制品的出口增幅较大。 

6.对农业农村的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十五”时期省级财政用于支农的资金达467亿元。2005年,广东全面免征农业税,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种粮补贴覆盖面扩大,补贴种粮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购买农机具。这些政策措施直接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了全省粮食生产。省开通了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保障了农产品运销畅顺,缓解了农产品卖难问题👩‍⚖️。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三化”建设的决定》,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相关配套措施正在落实。省人大将《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议案》列为重点办理议案,省政府设立了地力培育专项资金,增加了沼气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这些对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态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将发挥长期的积极作用👮🏽🫱🏻。 

7.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村收入来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家庭资产增多,财产性收入增长加快;货币收入比重快速提高,农民参与市场能力增强。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消费能力显著增强。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从温饱生存型开始向质量发展型过渡,农村家庭的耐用工业品普及程度提高,升级换代速度加快。 

8.县域经济取得新突破。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在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30年来,广东县域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综合实力日益增强。首先,全省县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等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体系,和“生产有基地👮🏻‍♀️、营销有组织、流通有市场、出口有渠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框架。其次,县域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各县(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工业结构。再次,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坚持“乡镇工业小区😝、市场建设🧑🏽‍🦲、城建发展”三位一体的路子,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核心,中心镇为重点,建制镇为基础,辐射带动全县的城镇体系🪪👩🏽‍⚕️。再次,民营经济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导经济,成为县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最后,专业镇成为县域经济的生力军。专业镇由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并形成产业链,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簇群经济”,推动了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9.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全面实行农村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蓬勃发展;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实现县级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五保户”供养机制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加快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逐步实现网络到镇🙇🏼、信息进村。扶贫开发工作扎实推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试点工作启动,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顺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稳步进行。 

10.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1998年,广东撤销农村管理区体制,全面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加强;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完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进一步理顺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理顺村“两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制度,党群干群关系得以改善。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依法打击“两抢”、盗窃👨🏽‍🦲、黑恶势力犯罪等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传销🚢、邪教等社会丑恶现象⛺️。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全面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继续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体育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和传统体育活动,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二)广东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从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来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78-1984年,农村改革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建立🧎‍➡️。到1984年底,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调整土地,延长承包期的工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稳定下来🏌🏼‍♀️。与此同时,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了配套改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适当调整粮食等产品统派购任务,缩小派购农副产品范围,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这一时期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省全面开展了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公社设区,大队设乡。到1984年上半年,广东省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工作基本完成。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走上商品化发展轨道。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核心内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2.1985-1991年,农村改革全面发展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一阶段,全省围绕发展商品经济的目标,继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新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广泛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大量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改造传统农业,以开发性农业和农林牧副渔业迅速崛起,农村工业、建筑业🤣、商饮业综合发展为标志,推动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阶段较为突出的有:一是全省展开了大规模的造林绿化活动,造林种果成为改变山区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城乡建设的重大举措。结合全省造林绿化高潮,掀起持续5年的农业综合开发热潮,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全省实行一✶、二🏐、三产业一齐上,大、中👨🏻‍🏫、小企业一齐上,集体、联户🌜、个体企业一齐上的乡镇企业发展方针,坚持因地制宜,放手发展的原则,突破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各种禁锢,促成乡镇企业向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全方位发展。至1988年,全省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15.83万个,从业人员645万人,总产值476.32亿元。三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开始稳步发展,形成公有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大大改变了全省经济落后的状况👮。到1991年,广东的经济,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1/3是国有经济,1/3是集体经济,1/3是非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和多种经济成分的非公有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的就业人员🍫。四是这一时期广东农村改革的另一个亮点是农村股份合作制在珠江三角洲的推行👩‍👩‍👦‍👦。珠三角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于80年代中后期,到1989年,这一制度在广州郊区、深圳郊区和江门等地的试点取得较大成功👬。1991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广东宝安县召开的“广东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研讨会”,标志着农村股份合作制在珠三角农村全面推开。 

3.1992-2001年,进入发展农业产业化阶段,“三高”农业蓬勃兴起,向现代农业迈进了一大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这一阶段,广东基础设施和各种建设迅猛发展,对外开放扩大,大量引进外资。农业方面,这一时期,随着开发性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发展,传统农业得到改造,主要农产品大幅增产。乡镇企业加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农业生产根据这一变化,及时调整品种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三高”农业的兴起,是广东农业及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和转折点,标志着广东农业从单纯追求数量向质量、数量、效益三者统一转变,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农业转变。近年来,“三高”农业已由珠江三角洲向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迅速发展,成为广东农业及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是“三高”农业产品在全省农产品总量增长中起关键作用,“三高”农业总产值占全省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六成。二是“三高”农业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初步建立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框架。三是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三高”农业基地,形成了一批主导产业及名牌农产品。 

4.2002年至今,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改革新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能力和条件🚢。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从2004到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科学论断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部署,着眼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这一时期,农村改革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公共财政投入向保护支持农业的政策倾斜,全面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投入,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 

(三)广东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农村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在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创造了十分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中,体现在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从实际出发探索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广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在积极领会中央精神中寻找发展的空间,善于在创造性落实中央的要求中开辟道路🍃。 

2.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确立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积极性,保证供给和价格基本稳定。农村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对于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具有全局性意义。 

3.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对各地的改革试验,不急于下结论,不争论,不刮风,不搞“一刀切”,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探索的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将其引发出来、释放出来,就会创造巨大的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4.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有序竞争🥿🤛🏼、共同发展,形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的综合优势,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加速广东经济的发展,增强综合实力,减少改革的震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效地促进了广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还解决了大批闲置人员的就业问题,促进了社会稳定🩹。 

5.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从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再以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支持农村,这是广东改革的成功之路✊🏼。 

6.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广东农村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目前,乡镇企业在全省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壮大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逐步缩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发挥了重要作用。 

7.实行对外开放,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率先一步推行对外开放,大量引进港澳地区及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发展外向型经济#️⃣。广东对外开放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兴办了大量“三来一补”乡镇企业,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使之成为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在利用外资发展农业方面的成绩也十分显著🛝。外向型农业的发展,还促使广东与国际农产品市场接轨,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效益化和商品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8.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全面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增强了党和全社会的活力,是广东农村经济腾飞的奥秘之一。广东经济腾飞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9.党建先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各级党组织,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良性互动。广东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优势的范本,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广东农村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方针政策的结果💂。广东党政领导充分利用党中央和国务院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坚持以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发展经济方针,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广东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推广广东农村变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人们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在有关农村问题上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决策,对于社会各方面和全国了解广东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总结广东农村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发展经验,看清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并对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挑战和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将为实现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无论是农业人口,还是农业经济,在很长时间内,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革命胜利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也是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蔓延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条件下,广东先于全国一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农村改革领域,广东走得比全国其他地区更远,改革的步子也更大💂🏼。30年来,在各届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大胆开拓,勇于进取,用好用足中央政策,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创造了大量解决实际发展问题的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了广东人民的勇气和智慧🧑🏽‍🦳。 

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追溯乡村变迁的内外源动力🙋🏿‍♂️、路径、特色,在中外乡村变迁过程的共性中寻找广东农村变迁的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中理顺广东农村变迁的一脉相承的“红线”,并展望广东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30年来,广东农村的变迁呈现了其普遍性🧎‍➡️、特殊性和历史性,由此尊龙凯时娱乐需要追溯更长远的历史,把这一课题置于“全球”和“地方”的两个场景中加以审视。 

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各地的农村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新的变迁。众所周知,英国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迅速地摧毁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战后的变迁过程。孟德拉斯指出,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但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社会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2]。什么样的农业基础决定什么样的非农化,非农化的出现也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物★。早在汉代,我国农村就已经存在农业以外的产业和谋生方式。中国自农业产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就倾向于精耕细作,而非粗放农业。如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密度相当大,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西汉时期中原由于人口多🪜、耕地有限,就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不断改进农业技术,在已有土地上提高产量,这是中国历史上采用最普遍的方法🤾🏽。汉朝的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霜冻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一年中,免不了有劳动力需求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时最忙碌,而冬季则为闲季。这样农闲时,主要劳动力和次要劳动力都有相当多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为农业间接服务或是生产可出售的产品,也就是家庭手工业。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又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形成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市场性质的农业经��🌒🕵🏻‍♀️。贸易形成的圈子,与大城市、小城市、集市联结起来。既然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专业性,一是导致为盈利而非消费的商业活动,二是导致某些作物的专业化生产。汉代的一些地方性产品通过商业网络可以流通到全国👇。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个别成员结合到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中国的农业社会并非过去所认为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的,彼此之间各不相涉。事实上,汉代已有二三十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坐落在联络各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以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使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就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3]🏑。工商业受到压制的原因是汉代的官僚机构已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的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连成一个成语,可见政治之外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商业活动在汉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不仅生产食物的责任,而且连原本可由工商业专门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多余劳动力。 

精耕细作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将农闲时节的过剩劳动力化为手工业的人手。换句话说,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手工业的产品变成市场里的商品💈。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就有了市场网的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在欧洲法国的南方和和波兰大平原上的精耕农业都配合当地市场交换网的发展。但家庭手工业的产品的销售是有条件的,如从未发展出作坊工业,或作坊工业被其他力量摧毁时,才有家庭手工业发展的机会。作坊工业都发生在城市,而精耕农业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化有互相排斥的现象。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摧毁掉城市,毁掉了作坊工业,摧毁掉了私家经济🤾🏽‍♂️。战国时代城市为基地的作坊工业已经萌芽,汉代国家力量的强大,打击社会力量,摧毁了私家经济,于是造成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网的成长[4]。虽然精耕细作使得人们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离开故土,并产生安土重迁的观念,可当人口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无法维持生存时,移民就开始了。中国的移民是逐渐的,移民在新的地方仍然保持精耕细作的方式。而原有的土地并不因为人口减少而改变耕作方式。岭南本来是地旷人稀的地方,可是唐宋以降的移民,使得在明清时代人口的压力已相当大🐂🏋🏼。穷则思变,明清时代广东开始向海外大量移民🫔。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了很长时期,广大华侨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口密集以及特殊的政策也影响着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无荒可垦🥳、无地可移的情况下,都市化和工业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密化的一个途径📬。我国1949-1978年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了“二元结构”的出现,二元结构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立起来的,这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5]。按照“二元”,话分两头来谈,先谈农村⏲。首先是新的过密化问题🔧。1949年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一方面强调以粮为纲,将所有的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把家庭手工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割掉,或严格限制,而将农闲时的剩余劳动力花在兴修水利🥥🧔🏼‍♀️、建大寨田等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上。加上合作化的集体劳动,农民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所以粮食产量虽然很高,可边际效用却极低下;没有手工业的收入作补充,集体的分配有限,农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话说,人民公社创造了新的“过密化”。 

其次是市场网络的断裂。农村的自由市场被取缔,市场全部由供销合作社控制,这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物资的购销。这样乡村集镇萎缩,从城市到不同层次集镇的市场网络破裂💅🏼。使得信息来源减少,通婚圈范围缩小,村民生活在一个隔离的社区中。村民被禁锢在极小的圈子里,每天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和时间表工作,过着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生活。 

最后是人口迁移的限制。本来中国城市的居民与农村有着极广泛的联系,相互的通婚、迁移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后,人们再也不能自由迁移。不仅城乡之间不能随意迁移,就是乡村与乡村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不可能向海外的移民🙏🏻。这样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过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一头的城市呢?共和国的创立者强调优先发展城市,可是城市虽有优先的政策,却没有优先发展起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首先是优先工业化而忽视都市化,尊龙凯时娱乐将这种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同步发展称之为“二化异步”[6]。同时,在工业的发展中,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压抑第三产业🔤👨🏽‍🚀。错误地认为第三产业没有创造真正的财富不是真正的生产,甚至认为服务业⭐️、商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砍掉。这样造成城市的交通👨🏻‍⚖️🪐、能源🏃‍♀️、通讯以及水🤽🏻‍♀️、气、环卫设施的严重滞后;金融业、商业等服务业的萎缩,使得城市成了不流通的死水。仅就解决就业方面来看,重工业的有机构成高、投资成本大,而就业率低,加上城市服务业的压缩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尽管城市居民节衣省食领取最低限度的工资,让国家能够积累更多的资金投资工业。可是,工业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长还赶不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样城市本身的劳动力都难以吸收,更不要说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了。 

自1978年起,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暴露出来,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有多大呢?据有关调查,当时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剩余率为40%,总量为2.2亿人口。据当时世界银行的估计,1980-2000年中国劳动力每年将增加1000万,据国内调查估计为1200万人以上,其中农村占总量的70%[9]。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出路在哪里呢?原有的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乡村普遍是走非农化和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有的称之为“城乡一体化”,有的称之为“城乡协调发展”,有的称为“城镇化”等,但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即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协调城乡关系[8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乡村都市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费孝通先生对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研究[9],兴起了乡村都市化的热潮。这些研究的成果已吸纳到中国政府的决策之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报告和远景规划中乡村都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内容①📵。 

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10]即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农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随着农村城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的变化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笔者认为,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和大都会区这么几个阶段。从广东的实践看,乡村都市化可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广东农村30年来的历史表明,这五个方面的变化都已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乡村都市化并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起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一个地方变富以后,集镇化和市镇化的步子就开始了;村变得更像乡镇,乡镇变得更像市镇,县城和小城市变得像大城市,大中城市变得更为国际化。 

围绕广东农村30年变迁展开的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地方性的研究主题。如果尊龙凯时娱乐把研究的���光推及广东发展的近现代史,可见广东农村的变迁脉络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点。表现在下述方面。 

一是广东乡村变迁进程中的商品化传统👨‍✈️🕵🏼‍♂️。早在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就已经在全国独树一帜。明朝开始,富庶的珠江三角洲真正形成并有效开发。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广东本地两个重要的三角洲的开发,都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动力。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广东商人学会了跟西方人打交道。美洲大陆的发现、白银的开采,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有一条由西班牙人开辟的横跨太平洋,从墨西哥到吕宋岛的航线,把美洲白银运到吕宋。广东海商从大陆运去大量的日常用品,包括棉花、丝绸、陶瓷等,换回了大量的白银。经济史专家估计自1500-1640年间,约有一亿两白银流到中国,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广东和福建。到18世纪时,流入的白银大约有4亿两,使得中国的物价温和地上升📈。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后,清政府开海禁,允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允许西方商人到中国沿海做买卖,乾隆中期以后更是确定了广州“独口通商”的地位。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进了广东具有出口导向性质的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珠江三角洲的桑基渔塘就是那个时候大量形成的。韩江三角洲则大量种植甘蔗,潮州的食糖远销全国多个口岸①。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了民众商品意识和重商传统的形成,这一传统使广东在现代史上成为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以及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地区,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发展乃至今天的广东发展仍然有潜在的影响。 

但这一传统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黄宗智先生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以及马克思提出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的论点提出了质疑[11]👨🏻‍🔧。他认为,亚当·史密斯和马克思都依据英国的现状,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没有把增长与发展加以区分🌖。而这些区分对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史非常重要。他也引用人类学关于农民研究的成果和C. Geertz的“过密化”(Involution)来讨论中国商品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促使农民逐渐过密化,即不断在单位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来换取作物产量的有限增加,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单位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是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和经营,尤其是种植棉花和发展棉纺手工业。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策略,因此也不会带来资本积累。所以说这种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化的商品化,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商品化有本质的区别。 

许倬云先生也认为,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是精耕细作造成的社会的力,这一社会力是亲缘的土著团体,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上,这类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能力也很强。除了社会的稳定性强外,社会也可以造成跟国家对抗的力量,在长期的结构中,国家权力占据了上层,社会的力量占据了基层,国家的权力永远无法完全渗透到基层,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基层出来的人参与国家权力方可🤳🏽。在这一常态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状态中,最吃亏的是两者之间的交接点:大地主,因为国家权力第一个要侵犯的是大地主,而社会力的主力不在大地主,所以大地主不能长久保持。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化?从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细作农业的角度看,一方面资金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经常改良土壤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的资金无法转化成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12]。许先生与黄先生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感。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农村的变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框架内进行的,但由于广大农村精耕农业的传统没有改变,所以规模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是农业内部变革的结果,而是工业对农业反哺的结果🟢。这也导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农业发展仍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精耕农业的影响,直接影响区域平衡发展。 

二是广东乡村变迁进程中的“国家”和“社会”👨🏻‍🦱。中国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不过王朝的行政架构基本上到县这一级为止,在朝廷委派的官员中,最基层的就是县一级的官员,县下面或许还会有几个巡检司,但巡检司的主要职掌在治安方面,且一个巡检司控制的地域要远远比今天的乡镇大。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下,如何将一个一个的村落,以及村落里一群群的人统合到一起?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逐渐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建构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13]🙎🏼。广东自明清以后才基本奠定了今天汉人的居住格局,作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的“边陲地区”,广东宗族组织异常的发达,宗族观念代代相传,成为当地社会秩序的主要法则及人们日常生活的依赖。建国以后,宗族被作为封建糟粕而被国家压制,然而现实的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革命家和社会改造者当年的预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 

结果👨‍🦼‍➡️。在国家控制力量再次放松后,人们发现,广东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一直是持续而不可分割的🤨。政治的变迁,虽然引起了村落各方面的变化,但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却顽强地保存着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宗族的形式也许发生了变化,但宗族谱系、信仰和习俗却一直延续。而宗族复兴、传统文化的再创造也为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无疑也离不开全球广大乡村共同经历的非农化🛅、城市化这一主线,但也同样离不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变迁⏭。 

因此,在这些背景下展开的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原有乡村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和制度变迁与重建的30年;广东农村改革开放30年,既是政府主导和政策不断调适完善的结果,更是农民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爆发出无穷创造力,从而成为推动广东现代化进程最积极动力的过程🚨。这是足以让城市里的经济学家、尊龙凯时AG家、政治学家等专家们惊诧的社会变迁,更是足以让世界瞩目和学习的内源发展之路。 

周大鸣：中山大学尊龙凯时AG与人类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2]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3] 许倬云.求古编[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543-560.

[4] 许倬云.历史的分光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4-119.

[5] 周大鸣,郭正林,等.论中国乡村都市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6] 郭正林,周大鸣.乡村都市化背后的政策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1995(4).

[7]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1989(7).

[8] 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6

(4).

[9]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费孝通.城乡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  GREGORY E GULDIN.Urbanizing China,Contributions inAsian Studies:Number 2[M].Greenwood Press,1992.

[ 11]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J].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32-33.

[13] 刘志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J].中山大学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