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徘徊：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

——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

田先红

文章来源于*️⃣：《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

摘要：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在村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碰撞与徘徊。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使村庄通婚圈呈现出一幅伸缩并存的变迁图景。传统通婚圈内的地方性知识对婚姻流动的支配作用逐渐削弱。婚姻资源以水平流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被改变🚄，垂直流动日趋明显，其配置机制呈现出性别、区域和城乡差异。传统通婚圈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婚姻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和不平等性的加剧©️，而且在于地方性知识的瓦解与支配婚姻流动规则的改变𓀘。

关键词：通婚圈 打工潮 农村青年 婚姻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村庄成为一个村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小社会。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村民与外界的联系较少🚉，村民交往范围较窄。囿于条件的限制🐭，传统时期的农民通婚范围较小👨🏽‍🏭，通婚地域大多局限在村落与其附近村庄之间👩🏻‍🏭，从而形成基于通婚关系所建立的地方共同体——通婚圈。（唐利平🐍，2005：15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1980年代末打工潮的兴起🕵🏽‍♀️，社会变迁日益剧烈，越来越多的农村男女青年流向城市🍳，许多人不再在家乡的通婚圈范围内寻找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里面谈婚论嫁💑，包括跨市婚、跨省婚等等在内的各种远距离婚姻模式不断出现🙆🏻‍♀️。由打工潮兴起促成的大规模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传统通婚地域的超越与突破，而且在于与大量农村男女青年流入城市相伴随的全国性统一的婚姻市场的形成。由是☝️，在打工潮背景下，村庄传统通婚圈如何变迁👌🏿？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支配婚姻流动的规则是否会发生改变？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作为分析个案，将打工潮这一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在打工潮冲击下的村庄通婚圈变迁与婚姻资源流动的图景，在此基础上探讨支配婚姻流动规则的变化📕。

二♗、以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婚姻资源流动问题构成了尊龙凯时AG、人类学及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题域。在人类学及海外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村庄通婚圈展开🦚。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98：45-46）曾经以基层市场为单位研究了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他认为☕️：“基层市场社区中有一种农民阶层内部通婚的特别趋势。”弗里德曼（Freedman.M.🛀，2000：131）的研究揭示出📫🕛，在中国东南的宗族性村落里🧝🏼，通婚常常被作为许多宗族谋求生存、巩固地位的工具，族际关系直接影响着宗族之间的婚姻交换。王铭铭（王铭铭🫴🚡，1996：44）则通过溪村汉人家族的研究，指出弗里德曼等人的观察，只符合特定状态下的家族之间关系🍠，而忽略了婚姻作为创造和巩固家族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机制这一方面；而施坚雅所说的市场圈等同于社交圈和通婚圈的现象虽然存在👍🏼，但社交和通婚圈的核心包括至少十个集市👷🏿‍♀️，而且其外延非常广大。此外，杜赞奇（Prasenjit Duara🎺，2003：15）对华北村庄的研究也表明，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联姻现象🤾🏼‍♂️，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姻圈等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及海外汉学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时期中国农村的通婚圈状况，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及当下中国农村通婚圈变迁及婚姻流动状况较少涉猎🫄🏽，这既与这些学者开展研究的时限和条件有关😯，也与他们将通婚圈作为透视中国农村社会亲属关系的学术旨趣相关📴。从既有文献来看，当代中国农村婚姻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分布于国内学界🦹🏻‍♂️，这些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剧烈变迁背景下的婚姻流动问题上，其代表性观点如下💆🏿‍♂️：首先，较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步伐加快🫥，农村通婚圈呈现出内卷的趋势（吴重庆，1999：71-81🧚🏼；周丽娜🍨🫅🏽、王忠武，2006🕺🏽：105-108；新山，2000：32-36；霍宏伟，2002：36-40）🤷🏼。与此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变迁使得农民通婚圈不断地扩大（甘品元🧒🏻，2007：64-68；黄兴球，2003：40-43；李溱🤞🏿👱‍♀️，2006🪆：84-90）。还有人指出🐲，农村通婚圈并没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而表现出明显变化（雷洁琼等，1994：142-147）。唐利平将出现上述大相径庭的结论的原因归结为“给研究者的调查时间不同，调查点选择不同，甚至调查的角度有不同”（唐利平，2005：155）📈🐓；吕德文则认为，其原因在于研究者们没有将两种扩大的婚嫁距离进行区分，一是在原有的村庄通婚圈范围内的通婚半径的自然延伸，二是与原有通婚圈没有地域连接的分散婚姻导致婚嫁距离的扩展（吕德文，2005：43）。应该说，这些研究较好地探讨了社会变迁中传统通婚圈的变化情况，但是日渐兴盛的打工潮给农村婚姻资源流动所带来的冲击却迟迟未能进入学界的视野。

直到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才开始呼吁加强研究打工潮对农村青年婚姻与家庭的影响（风笑天，2006：57-60），其中农村外出打工女青年为学界关注较多💂🏻‍♂️。邓智平曾经对打工女青年的婚姻逆迁移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邓智平🙇🏻，2004：49-53）。邓国彬、刘薇对竹林村的调查则显示🥁，该村在1996—2000年远嫁的45名妇女中，有41名是在打工期间找到对象的🪥，打工成为农村女青年外嫁的重要条件（邓国彬🆗、刘薇💅🏽，2001：23-26）。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打工潮所推动的农村婚姻资源流动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比如崔燕珍认为，在打工潮的带动下👩🏽‍🎓，农村通婚圈快速扩大👋🏽，由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这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出生人口素质（崔燕珍💼，2007🔄：57-60）。另有学者则持异议，比如贾兆伟在研究分水岭村的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时指出🙇🏿‍♀️，打工潮兴起所带来的婚姻流动，导致欠发达地区婚姻交换资源更为贫乏🔢、交换竞争和成本上升，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男青年陷入婚姻困难的境地（贾兆伟📨，2008😂：37-42）。仰和芝通过分析农村打工女跨地区婚姻模式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认为农村打工女外嫁在扩大通婚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同时，也会导致性别结构失调、婚姻不稳定、情感危机和养老危机等问题（仰和芝，2006🤦‍♀️：328-331）。另一学者石人炳也注意到了农村女青年外流对贫困地区男性青年成婚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吁社会关注由于婚姻迁移所带来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积累”问题（石人炳，2006💆：32-36）。

整体上看，既有关于农村婚姻资源流动尤其是打工潮兴起之后的农村婚姻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首先，学界关于打工潮对农村婚姻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研究不够深入。其次，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打工潮所带来的贫困地区婚姻困难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关注到支配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变化🫷🏼，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当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状况的认识♗🐁。再次🚶🏻，已有研究在宏观视野上把握不够，未能注意到由打工潮所促成的全国性统一婚姻市场的形成🙍🏿‍♀️🌝，没有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农民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同遭遇。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着学界对当下中国农村婚姻流动状况做出精准判断的能力🚏。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笔者访谈获得⛹🏻‍♂️，二是个案村村干部提供⏸。在分析时，笔者将个案分析与统计数据相结合，既有质性研究🤽🏼‍♀️，又有量化研究🚮。

坪村是鄂西南山区的一个村庄。现有17个村民小组，其中七、八、九🍵、十五、十六和十七这6个小组分布在山上，其余紧挨着的11个小组都位于山下的清河坪平坝上。全村耕地面积1396.03亩，其中水田面积为572亩，山田面积为824.03亩👰🏽‍♂️，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1亩。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洋芋和红薯。总体上看，村民从农业、副业当中所获收入较少，打工收入成为众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村里就有人开始外出打工。不过，尽管坪村村民外出打工时间比较早🕸☃️，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外出打工的村民并不多，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者才迅速增多。根据坪村村委会的统计资料🌨，截至2007年🐿，全村总户数为563户，总人口为2283人👩🏼‍🍼📄，劳动力总量为1050人👷🏼‍♀️，外出打工劳动力463人✴️👩‍🏫，外出打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3%，占劳动力总量比重为44.1%🏯。村民外出打工从事的行业包括制鞋、服装🦶🏼、电子和装潢等等📳。

总体而言👇，坪村打工潮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村民外出打工时间较早🦑；其二，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较多；其三，外出返乡周期较长🦹🏿👩🏻‍💻；其四，进厂打工者较多；其五，打工地点相对比较集中（田先红，2008🔜：121-122）🙇🏽‍♀️。打工潮为坪村输入了大量财富，并且促使村庄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村民婚姻流动模式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四🅿️、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流动及阐释

（一）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婚姻流动特征

在考察打工潮尚未大规模兴起时的村庄婚姻流动状况之前🙏🏼，让尊龙凯时娱乐先来观察坪村的传统通婚圈情况。以下是笔者统计的坪村一、三👏🏽、四、五➡️🃏、七共5个小组的村民的通婚状况（见表1）♌️：

表1                坪村村民通婚状况表   （N=269）

结合上表统计数据及笔者对村民的访谈资料可知，坪村所在地区的通婚圈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呈现出如下五个特征：

1👩🏽‍🔧、村内通婚数量较多

表1数据显示🏯，在被统计的5个村民小组共269起婚事中，村内通婚达44起，由此可计算出村内通婚所占比例为16.4%。由此可见，坪村存在着数量较多的村内通婚现象。这与李银河观察到的南阳村村民一般都不会找本村的人结婚的情形有些出入（李银河，2003：64）。细究起来，坪村村内通婚数量比较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坪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𓀗，与其所在的清河坪片区的其它村庄没什么差别，从这点来看💅，嫁在本村和嫁到清河坪其它村庄也没什么两样⛏，“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嘛”，而且🤯，女儿离娘家近一些还更有利于互相照顾，如此一来🙅🏻，能够嫁在本村自然就还是嫁在本村为好。其次🈯️😊，坪村是个杂姓村，村内姓氏繁多🦵🏻，这也为村内通婚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按照传统习俗，同姓村民之间一般不会互相通婚，如果坪村姓氏单一或者姓氏数量极少👋，那么即使村里的经济条件再优越⚰️，也难以出现大量的村内通婚现象。

2🫄🏼🧑🏿‍✈️、村际通婚现象比较普遍

如前已述，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在这个拥有将近10000人口的平坝上面，分布着坪村🚶🏻‍♀️‍➡️、樟树村、枫叶村、塘角村等七个村庄。从笔者统计的坪村通婚状况来看，坪村的姑娘较多的嫁往同处平坝区、与其相邻的几个村庄，而坪村的媳妇也较多的来自于这些村庄🌮。由此，坪村与这些村庄之间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相对紧密的通婚圈。之所以形成这个相对封闭的通婚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由于同处平坝区，这些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都差不多，而平坝区的条件相比附近山上的村庄又要好许多🧲，与其嫁到相对贫穷偏远的山上去🙋🏻‍♂️，还不如就和同处平坝区内的村庄通婚。其次，在打工潮兴起之前👩🏼‍🦱，人口流动的频率和地域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本地姑娘要想嫁到外面条件更好的地方或者本地男青年要在外地找个条件更好的媳妇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本地姑娘就只好选择嫁往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地方📭。村里的男青年也遵循同样的婚姻法则。再次，平坝地区人口居住相对比较集中🧑‍🍼，地域的统一为各村之间频繁的交流往来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利于各村村民互相交流婚姻信息，进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婚姻市场。

3💓、从周边偏远山区嫁往坪村的女性较多

角罗村🤽🏽‍♂️、山花村🚵🏿🧑🏿‍🏭、柳条村、沙岭村和大李村等村庄相对比较偏远，而坪村所在地区属平坝区🦘🪱，地势平坦，交通相对比较方便，且水田较多✌🏻，许多高山上的村民羡慕坪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都比较愿意把女儿嫁到坪村👀。由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带来的社会分层，使得坪村（乃至整个清河坪片区）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占有较大优势😭💂🏽‍♀️，能够将附近许多处于弱势地位村庄的姑娘吸引过来。访谈时🪆，许多妇女都说自己当初嫁到坪村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考虑到本村的地理位置较好。哪怕对方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些🦇，她们也宁愿选择坪村的男子。嫁到坪村所在的平坝地区，便可以摆脱长期困于山上🚀、买点油盐柴米也要肩挑人扛的苦难日子。

从表1还可看出，从坪村嫁出去的姑娘只有91个，远远少于该村从外面娶入的178个媳妇的数量🌡。而且，本村姑娘嫁往外省的现象在打工潮兴起之后日益增多（事实上，表1中统计的该村姑娘嫁往外省的15个例子都是发生在近十来年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后），但本地男子从外省娶到媳妇的数量却相对较少（如表1所示，该村只有9个外省媳妇），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结婚的夫妇中，村里嫁出去的姑娘的数量更是远远少于从外面嫁进本村的媳妇的数量。尊龙凯时娱乐可以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坪村男女比例失调（即村里男多女少现象严重），但是，这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男女比例失调，而在于为何村里的男子这么多😼，却仍然可以娶上媳妇，不至于出现许多男子沦落为光棍的现象。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坪村所在平坝区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使得他们能够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站稳脚跟✖️，尤其是可以将地处高山上村庄的婚姻资源吸纳进来，因而，村里男性所占比例越高🎇👦，从外面娶到的媳妇越多，就越能说明坪村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也正因为坪村所处地理位置较好，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占有比较优势🦸‍♂️💅，所以该村较少出现光棍现象🌘。据笔者统计，在坪村一📿、三、四⬇️🖐🏼、五组这4个组中，总共只有3个光棍，其中有两个是因为智力问题和身体残疾而未能结婚🫄，另一个现在31岁，在外打工，据村民说他还有能力完成婚事。与这些地处平坝的小组相比，位于山上的第七、十五👨🏼、十六、十七村民小组的光棍就多一些。比如在第七村民小组，现有人口110人，共有3个光棍。这三人都没有身体缺陷🔲，年龄分别为31岁🫲🏽、33岁和35岁👉。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再加上地处山上👩🏽，便难以娶到媳妇。当然🦩，如果娶不到媳妇，那么村民们还可以通过到其他地方做上门女婿的方式来解决单身问题，因而，在这几个位于山上的村民小组里，到山下的平坝地区或者外地做上门女婿的人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七村民小组里，有两个上门女婿🛁🙎🏼，其中一个在坪村街上的第1小组上门，另一个在花萍乡上门。总之🍩，位于山上的几个小组相对比较偏远🕢👨🏽‍🚀，它们实际上与地处山上的角罗村、柳条村等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相仿，因而，这几个小组的村民在通婚圈内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几个小组的条件要比那些位于高山区、更偏远地方的村庄要好一些）。

4、上门女婿比较多

坪村传统通婚圈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村里的上门女婿数量较多。这些上门女婿大多来自其它村庄尤其是地处高山上的村庄。据笔者统计，坪村第一和第四村民小组分别有5个上门女婿，第三🫙、五村民小组各有2个和4个上门女婿🧚🏿‍♀️。此外👩‍❤️‍💋‍👨，在这4个小组中，还有9个女性村民虽然出嫁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而是把男方的户口迁到了本村，在村里自己盖了新房居住，另立一个户头（男方不是上门女婿）。坪村的上门女婿以及外嫁女性仍然选择在村内定居的现象之所以较多®️☝🏽，也正是因为该村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对较好，对外村的男青年具有较大吸引力⛑️，这些来上门的或者出嫁之后又搬回坪村的村民的原居住地往往都是那些更为偏远、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

（二）地方性知识与村庄传统通婚圈的维系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坪村婚姻流动状况，除了受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影响之外，还更多地依靠村庄传统通婚圈内地方性知识的支撑与维系。笔者调查表明⚅，该村在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较多地通过亲戚🥨、朋友以及媒人介绍实现🐣🦠。下表是笔者统计的坪村五组村民婚恋方式情况：

表2               坪村五组村民婚恋方式统计表 （N=87人）

在坪村五组23位50岁以上村民中，有22位村民是通过别人介绍完成婚姻的🤛🏽，由此可计算出其所占比例高达95.7%。在这23人中🧐🍕，自主恋爱的只有1人🎗，没有人通过打工途径完成婚姻。在39位35—49岁的村民中🤜🏻，有35位村民的婚姻通过别人介绍完成，经计算可知其所占比例为89.7%，另有2人为“自主恋爱”🤢，2人通过打工找到了婚姻对象🚄。汇总起来，在笔者所统计的这62位35岁以上的村民（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中，有57位村民的婚姻是通过别人介绍达成的，所占比例为9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35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前完成了婚姻🍖，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是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完成的，打工对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恰恰相反，这些村民的婚姻大多是通过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地方性知识来完成的。这些地方性知识包括当地的亲戚血缘关系、邻居地缘关系、友情关系和媒婆网络等等😘。

1、血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当中，有25起婚姻是通过亲戚介绍完成的，亲戚介绍婚姻在其中所占比例为40.3%。由于35岁以上村民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打工潮兴起之前完成了婚事🎣，因此🐵，可以认为亲戚介绍婚姻在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中占了较大比重，血缘关系网络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血缘关系网络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跟坪村与其邻近村庄较高程度的通婚频率有着密切关联。如前已述，坪村所在的清河坪���区内通婚较为频繁🧔🕵🏿‍♂️，各个村庄及村庄内部结成的亲戚关系网络较为密集，这为亲戚介绍婚姻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本村的女性嫁到相邻的村庄，那么她可以在其所嫁的村庄为娘家村庄的村民介绍婚姻，如此一来，通过亲戚血缘关系建立的婚姻网络便会越来越广，由此，亲戚介绍婚姻便随之增多⚀。这些亲戚不一定专门从事做媒活动🧑🏿‍🦳，而大多是在生活之余顺便为之。

2☝🏿、媒婆网络是传统婚姻流动的重要支撑因素

在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当中🖖🏻，有17起属于媒婆介绍婚姻，所占比例为27.4%。由此可见🈵，媒婆介绍也是坪村传统通婚圈内实现婚姻流动的重要途径。据村民说👨‍👩‍👧，以前坪村及其邻近的村庄里面媒人比较多，但后来慢慢减少了💣。村里现在只有2个媒婆，其中一个是老年妇女，另一个是中年妇女✅。这些媒婆长期活跃在村庄的婚事舞台上，给村里的男女青年介绍对象。这些人一般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人际关系较广。尽管她们并不是靠给人做媒为生♘，没有将其当作一种职业，但是替别人介绍对象却构成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也可以通过做媒来挣些收入补贴家用。一些村民为了更方便地给自己子女找对象🦗，也很注意跟这些媒婆打理好关系。

3、地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在这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当中，还有7起婚姻通过邻居介绍途径完成，所占比例为11.3%。这表明，地缘关系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跟血缘关系和媒婆网络相比，地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的作用并不那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跟坪村的村落空间形态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坪村所在地区为山区，村民居住相对较为分散，这为邻居之间的交往带来了空间上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邻居之间的交往，从而也就降低了地缘关系在村庄婚姻流动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此外，在这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当中👮🏻‍♂️，只有3起为自主恋爱婚姻，2起为打工认识的婚姻🤷‍♀️。自主恋爱婚姻和打工认识婚姻数量都较少🩲，所占比例较低🌡👩🏻‍🚒。在50岁以上的23位村民的婚姻当中，没有一起是通过打工完成的。这2起通过打工认识的婚姻都发生在35—49岁之间的村民中间。这两位村民外出打工时间较早⛪️，其中一位是在1985年左右就外出到广州打工的王新球🤵🏿‍♀️。据说🧑‍🦼，他也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村民🐩。还有一位是王理欢🏌️，他在1990年左右外出打工👨🏻‍🎤。自主恋爱婚姻和打工认识婚姻数量都较少🤱🏻，表明打工潮尚未对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产生深刻影响。地方性知识在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中仍然起着支配性作用🏌🏿‍♂️。

综合上文对坪村传统通婚圈特征所展开的分析🚏，尊龙凯时娱乐可以看出，一方面，村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构成婚姻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在当地地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分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它们在当地地域范围内的婚姻市场上也同样占据着有利地位🏇🏼，能够从附近高山上的村庄汲取更多的婚姻资源🧑‍🦼。同时🔇，坪村与清河坪片区的其他村庄也能够进行较为对等的婚姻资源交换，其婚姻资源流动呈双向性特征。但是，坪村的婚姻资源极少往偏远的高山上的村庄流动，也即是说，坪村（包括清河坪片区的其他村庄）与高山上的村庄之间的婚姻资源流动是单向而非双向的🚗。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对村庄传统通婚体系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正是由于包括亲戚血缘关系、邻居地缘关系和媒婆介绍等在内的地方性规范的存在，才使得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婚姻流动能够得以维系下去，村民的婚事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五、打工潮兴起之后的婚姻流动特点

上文阐述了打工潮兴起之前由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地方性知识共同型塑的村庄传统婚姻流动特征，下文将阐释打工潮兴起之后的村庄婚姻流动特点🫶🏼。笔者试图阐明💋，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后，一方面🧑🏿‍🎤，村民的婚嫁距离在扩大🚾，另一方面，村庄传统通婚圈逐渐瓦解与内缩，换言之🦗，打工潮背景下的村庄通婚圈呈现出伸缩并存的图景。具体分析如下：

（一）打工潮使得村民婚嫁距离扩大

可以说😾，在打工潮兴起之前🚵🏽，坪村通婚圈的传统色彩较浓，婚姻流动主要发生在地域范围内，然而☑️，近几年来，在打工潮的冲击下🤵🏿‍♀️，坪村的婚姻圈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前文表1的注释说明所示😾，在所列的“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共57起婚事中，有11起婚事是夫妻双方在打工期间认识的🔈⛓️‍💥。同时，坪村的外省媳妇及本村嫁往外省的姑娘也在日益增多。在笔者统计的24起“省外”通婚中🧚，除了一组和四组各有一个女大学生和一个男大学生之外，其余22人均为打工者。另外，在这24起跨省婚姻中👃，有一例省外媳妇和一例本村嫁往外省的女子年龄在35——40岁之间，其余均在35岁以下，她们的婚事主要都是在近十年左右完成的👂。总结起来，在这81起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跨省婚事中🏮，就有33起婚事是夫妻双方通过打工的途径促成的。由此，尊龙凯时娱乐可以推断，坪村省外通婚现象增多主要是与近十年来打工潮大规模兴起相伴而生的🙆🏼👉🏽。打工潮已经成为促进村庄婚姻资源向跨地区🙇🏼‍♂️、跨省流动方向发展的主导因素。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坪村的通婚圈逐渐改变，通婚地域范围逐渐扩大👨🏻‍🎨，本地原本相对封闭紧密的通婚圈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众多男女青年都必须参与到国内婚姻市场竞争之中，男青年在打工时结识对象🌖👋🏽，将其娶回村庄，而女青年则通过打工潮物色对象之后嫁往外地🪃。从整体上看，农村婚嫁距离的扩大，可以给农村青年带来更多的择偶机会，使婚姻资源能够突破传统通婚地域的限制，在更为广阔的婚姻市场范围内达到优化配置。

不过，进入全国性的婚姻大市场之后，婚姻资源的流向、人们对婚姻资源的争夺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性别差异

调查发现，男青年和女青年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悬殊较大🙇🏻‍♀️。如表1的注释说明所示，在“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共11起通过打工途径认识的夫妻中🧑🏿‍🎓，有8起为“嫁出”，只有3起为“婚入”。另外🩴，在24起省外通婚中，本村嫁往外省的姑娘有15人，而同时娶进来的媳妇则只有9人，前者几乎两倍于后者👨🏿‍🎨，这一强烈反差表明，坪村的婚姻资源（年轻姑娘）往外流出较多，而坪村男青年从外面获得的婚姻资源却少得多👹，与打工潮兴起之前的状况正好相反。坪村的婚姻资源正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其它地方所剥夺🍭，而本村男青年在国内婚姻市场上未能占据优势地位，要他们从城市里面或者条件更好的地方将婚姻资源争取回到偏僻贫穷的建始农村，无疑不是一件易事，与生俱来的落后条件和较弱的竞争力注定他们只能获得较少的婚姻资源。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感叹：“嫁出去容易，娶回来难。”尽管打工潮的兴起为农村年轻人自由恋爱提供了条件，但男女青年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上竞争力的悬殊差异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命运🧗‍♂️🤳。随着越来越多的女青年流入城市，村里所剩的婚姻资源将越来越匮乏，遭受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的男青年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资源竞争和更为严峻的婚姻形势👷🏻。

2🦻🏼、区域差异

从表1可以计算出⚗️，在坪村的38起“县外省内”和“省外”通婚中👨‍🍼，只有14起为“婚入”👨‍🦼，其余24起均为“嫁出”，这说明坪村在与其他农村地区进行婚姻资源的争夺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婚姻资源流动呈现出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关联。在打工潮兴起之前，人口流动频率较低，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婚姻大市场，婚姻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也较少，因而🧛🏼，不同区域之间的男女青年在婚姻资源上的争夺并不激烈🎄。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村庄被卷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婚姻市场上🛹，不同区域之间的男女青年都将参与到对婚姻资源的争夺之中。此时🔹，在货币财富、家庭条件成为人们择偶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经济发展更好、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地区的农村青年，必将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能够获取更多的婚姻资源。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理位置偏僻的地区（比如笔者调查的鄂西南山区）的农村男女青年将在婚姻市场上居于弱势地位🧚🏼‍♀️。

3、城乡差异

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由于农村人口较少流向城市😈、城市与乡村相对隔绝成为两个独立的地域💽，因而，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的差异并没有对城乡之间的婚姻资源流动产生明显的影响✡️🖕🏽，人们的婚姻活动主要分别在城市和农村进行，而较少城乡之间的通婚🙉，“城乡二元化通婚圈”（陆益龙🧔🏼‍♂️，2004🧖🏼‍♂️：131）由此形成。然而🏋🏽‍♀️，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后，城乡“二元化通婚圈”的限制逐渐被突破，婚姻资源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如表1的注释说明所示，在笔者统计的33例通过打工途径有4例女青年是从农村嫁往城市，1例嫁到宜昌市🫶，1例嫁到义乌，还有2例嫁到广州，这表明，尽管由打工潮所促成的婚姻流动仍然以水平流动为主，但是婚姻资源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垂直流动已经日益明显。婚姻资源流动已经呈现出城乡差异，农村婚姻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入城市🫸🏼。可以预见的是🔜，在婚姻市场逐渐扩大、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且越来越多的婚姻资源（农村女青年）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情况下🥟，城市男女青年可以凭借其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较高的身份地位而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获取更多更为优质的婚姻资源，与此相反，农村的男女青年则在婚姻资源争夺中居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当大量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而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农村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而🎴，婚姻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单向度的，即只有农村婚姻资源（农村女青年）流向城市👨🏻‍🏫，而没有城市的婚姻资源流向农村。随着农村女性婚姻资源的减少👑，农村男青年对婚姻资源的争夺将日益激烈，为了获得婚姻资源，他们将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主要是货币财富）😳，这可能也是近几年来农村的彩礼、婚姻费用迅速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婚姻流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化通婚圈”，促进婚姻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

由上观之，打工潮将农村青年带入一个更为宏观的婚姻圈🧦。在这个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社会分层原则使得婚姻资源流动呈现出性别差异、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尤其是经济条件落后、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青年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他们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条件的限制、资源的贫乏使得他们难以在宏观婚姻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在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潮虽然扩大了村庄的通婚圈🤑，促进了婚姻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但却加剧了婚姻市场的不平等性。

（二）传统通婚圈的瓦解与内卷

上文讨论了打工潮兴起之后婚姻流动方式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下文接着讨论打工潮所裹挟的现代性对村庄传统通婚圈内地方性知识的冲击以及村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

1、代际冲突与传统通婚圈变迁

尽管打工潮扩大了村民的婚嫁范围👍🏼🚣🏿‍♀️，但仍然还有某些因素在极力维系着村庄的传统通婚圈🧍🏻，阻碍村庄婚嫁距离的扩大。村民家庭代际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坪村调查时发现❄️，有一部分村民反对子女在外地找对象，他们希望子女通过媒人介绍在本地寻找对象😝。这些反对外地婚姻的村民主要是考虑女儿嫁到外面的风险较大，他们觉得姑娘嫁往外地不可靠，因为难以摸清对方的底细🚴‍♀️。

笔者在该村一组调查时了解到，村民刘理明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外面打工，找了一个对象📤，两人相处得还可以，准备带回家来见父母。但是🕗，刘理明夫妇死活都不同意女儿到外面找对象⛹️。最后，女儿也没办法👈🏿，只得听父母的3️⃣，和那个对象分手。随后，刘理明夫妇委托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新的对象👡，两人于2007年结婚👩🏻‍🍼。

在访谈中📬🧎🏻‍♂️，刘理明数次跟笔者谈到她对女儿在外面找对象的担忧，他说：“在外面找的人🧑🏽‍🌾，谁知道别人底细是怎样的？别人家里的情况很难了解清楚。如果不清楚对方底细，很容易上当受骗。”“咱们村里面就有的姑娘嫁到外地🙇🏼‍♀️，一开始没去过别人家里🦔，等去了之后✍️，发现对方家里条件很差🥗𓀅，你也没办法🫦！”

另外，也有的村民反对外地婚姻是因为距离太远，如果双方父母想见儿子、女儿一面都面临较大困难。他们认为💂🏿‍♀️，本地人跟外地人结婚后⭕️，两家距离太远，平时都难得见到儿子、女儿一面。尤其是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每逢过年时，儿子、女儿如果在对方家里过年☸️，自己家便显得非常冷清。由此可见💇🏿‍♂️，基于亲情的考虑与期盼也是这些村民反对外地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父母反对归反对📐🧜‍♀️。当子女在外打工找到新的对象之后，只要他们双方情投意合，父母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一些村民都谈到🏇🏿，现在子女的独立性都越来越强❗️，父母已经难以约束控制子女🫃🏽👨‍🦽‍➡️。尤其是在婚事方面，必须征得年轻人的同意🩼。只要年轻人认可🙏🏼，那么父母也不用再费口舌🦫。由此看来🧑🏻，在如今的代际冲突中，子女往往占据上风，父母反对外地婚姻的效力较低，由打工潮兴起所带来的婚嫁距离的扩大势不可挡🏐。

2、自主婚恋的崛起与媒婆网络的消解

笔者调查发现，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村庄男女青年长期在外打工的经历给他们在外面接受新型👌🏿、前卫的婚姻观念提供了诸多机会。与此同时♌️，农村青年的择偶自主性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青年倾向于在外面找对象，而不需要通过媒人介绍。正如表2所示，在近十年来完成婚事的25——34岁的青年人中，有5名青年人通过打工方式认识对象，另有2人为自主恋爱，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性较此前明显增强。随着村里面青年人自主择偶数量的增多，介绍婚姻数量便逐渐减少👈🏽👇，媒人行业受到一定的打击，媒婆数量随之下降（这可能就是前文中坪村村民所言村里的媒婆数量下降的原因）。而媒婆数量的减少，又使得媒人在村庄婚事舞台上的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尽管在打工潮冲击下⛷🟡，介绍婚姻的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相应的✍🏼，媒人介绍费也上涨较快。据村民说，以前媒婆介绍婚姻成功一般只需主家给个红包，几十块钱就可以将其打发了事👩🏼‍🍼，但现在媒婆介绍婚姻费用已经上涨到五、六百块钱。有的媒婆在给别人介绍对象时还要预收主家一定数量的定金，等婚事成功再支付剩余部分的费用。媒婆介绍婚姻的运作规则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市场化性质🤳🏽。

3、村庄婚恋评价体系的变更

在打工潮的冲击下，村庄对婚恋方式的评价体系也在改变。以前绝大多数村民都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青年人完成婚事的基本准则，是亘古不变、天经地义的法则🏔。如果青年人自己私下谈婚论嫁👍🏿，会遭到村庄舆论的非议与唾弃。但是，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打工时找到对象，将对象带回家🥅👧，村民们的态度也发生改变，渐渐地习以为常🧗🏼‍♂️。如果青年人将自己打工时在外面认识的对象带回家📩，村民不再对之进行“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是称赞这些青年人有本事👨🏽‍💼。这样一种评价体系为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青年到外面寻求对象提供了动力。如此🫶🏻，村庄传统通婚圈不再是青年人寻找对象时的羁绊🚵🏼‍♀️，支配村庄婚姻资源流动的规则随之发生改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够通过打工途径在外面找到对象。对于那些没有能够在打工过程中找到对象的人而言，最终还是得回家乡通过别人介绍完成婚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青年人长年在外打工，他们难以向工厂企业老伴请到假期。所以，一些青年人往往利用春节回家探亲时间在父母、媒婆安排下跟对方匆匆见上一面🫱，如果双方初步印象不错𓀌，那就开始谈婚论嫁，迅速完成了婚事❤️‍。这种闪电式婚姻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双方了解不够👠👷🏿‍♀️，很可能使得婚姻生活陷入困境。而女方家长尤其担心如果别人介绍的男青年不务正业或者存在其他较大的缺陷🚵🏼‍♂️，那将给自己女儿带来不幸。为了尽量降低风险🏥，一个比较可靠的选择就是缩短婚嫁的距离，以更为方便地掌握情况，增强可靠性⛹🏼‍♂️。所以，如今的青年人如果在家乡找对象，都更倾向于找门前户后的，因为短时间内难以了解清楚💂‍♀️，找个附近的对象更可靠些。所以🚴🏿‍♀️，村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理性选择🦟👈。如此一来，村庄的传统通婚圈便又呈现出内卷的趋势🏃‍♀️。

4、人际关联松散化与传统婚姻流动网络的式微

由打工潮所带来的大规模人口外流，使村庄变得日益萧条🥎，缺少了此前的热闹与生机。许多村民愈发感觉到，亲戚关系逐渐淡漠，邻居之间的互动与来往减少，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乃至地域内的社会关联日益松散。正如第五村民小组的崔永志所言💯：“现在大家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冷冷清清的，平时都关门闭户🛌，也很少去串门……。”随着人际关联的松散化，亲戚、邻居互动的下降🧙🏼‍♀️，以前经常通过亲戚关系、邻居关系介绍婚姻的途径也在逐渐减少。在笔者统计的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事（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当中，通过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完成婚姻的数量分别为25起和7起🦴，由此计算出各自所占比例为40.3%和11.3%，而在25起25-34岁年轻村民的婚姻当中，两者的数量分别为8起和1起🤾，由此计算出各自所占比例为32%和4%🚹。由此可见，与打工潮兴起之前的传统婚姻流动状况相比，在打工潮兴起之后完成的婚姻当中，无论是通过亲戚血缘关系还是邻居地缘关系完成的婚姻数量都在减少☺️，比例也随之下降👩‍👦。这与打工潮兴起致使人际关系松散化🪃、理性化状况日益加剧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总而言之🫱🏽，打工潮兴起之后👨🏽‍🦰，现代性的进入与地方性知识的瓦解🦐，使得村庄传统通婚圈逐渐解体与内卷🟡。一方面🎊，由打工所带来的高频人口流动并没有使得坪村的婚嫁距离范围变小，而是将其延伸🪷、扩大至全国。尽管目前还有一些因素在阻碍村庄婚嫁距离的扩大，比如一些父母反对远距离、跨省婚姻🌰，但是，在打工潮日益兴盛🚡、子女对婚事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的情况下，他们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听之任之🧖🏽。虽然村庄传统通婚圈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由地方性知识维系着，但它已经逐渐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婚姻市场。农村婚嫁距离的继续扩大，婚姻资源继续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并长久发展下去，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打工潮所裹挟的现代性的进入，地方性知识逐渐瓦解🏋🏿‍♀️，其对村庄婚姻资源流动的约束作用日益下降，村庄传统通婚地域内部的“通婚圈内卷”（新山，2000👩🏽：32-36）或者“通婚圈内缩”（赵旭东，2003：48-52）趋势日益明显😹，支配村庄婚姻资源流动的规则逐渐改变🚴🏽。

已有研究要么注意到了打工潮的兴起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村庄婚嫁距离扩大的现象，要么认为在社会变迁、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传统通婚圈内卷趋势🍺👶，但是却未能注意到这两者实际上是在村庄中同时并存的现象🏪。比如，吴重庆在对莆田孙村的通婚地域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际，乡村传统区系网络的维持因素也逐渐消失，貌似现代的生活形态✔️，已使乡土社会空间日益狭窄🧑🏽‍✈️，孙村通婚地域呈明显缩小趋势👌🏽，便是有力证据。” （吴重庆，1999：71）与吴重庆持相近观点的还有霍宏伟（霍宏伟🧑🏿‍🍼，2002👨🏻‍⚖️：36-40）和新山（新山，2000：32-36）等人。而笔者的分析结论与上述学者的观点有些差异🕸，尽管在打工潮的冲击下🦔，村庄从本地获得的婚姻资源会日益减少🤣，村庄与当地地域范围内的其他村庄之间的婚姻资源流动频率下降，但是村庄与传统通婚地域范围以外的婚姻交换却明显增多，因而，农村的通婚圈在打工潮的冲击下正在并将继续迅速扩张，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婚姻市场已经初现端倪🐂。吴重庆等人注意到了在当前社会剧烈转型期（包括由打工潮兴盛所带来的人口高频流动等等）村庄传统婚姻圈和社会生活空间所受到的冲击，但却未能注意到村庄与传统通婚地域以外的交流日益频繁的事实👩🏻‍🚒🤽🏿‍♂️。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更为精准地把握住社会转型、打工潮背景下村庄婚姻流动的情势。

六、讨论与结论

综观坪村的婚姻流动变迁状况🎆，在打工潮肇始之前，坪村与清河坪片区的其他村庄及高山上的村庄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通婚圈。坪村与清河坪片区的其他6个村庄之间互相进行基本上平等的婚姻交换🏋🏼‍♂️，既有坪村的姑娘嫁出到邻近的几个村庄，也有附近村庄的姑娘嫁进坪村，这种“婚姻对流”模式至今也仍然在延续。而在更大范围的通婚地域中✸，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则对周围相对偏远的山区村庄拥有比较优势🧚🏼，许多山区村庄的姑娘都不断地嫁往山下的清河坪片区，这种婚姻交换是不对等的，山上的姑娘源源不断地流往清河坪片区，造成山上婚姻资源日益短缺，山上的男青年也就难以逃避成为光棍的命运🧑🏼‍🚀。

当打工潮嵌入村庄时👨🏽‍🔬，坪村的传统通婚圈也随之发生变迁。人口流动使得当地原本相对封闭的婚姻市场被卷入进全国范围的大婚姻市场。当地越来越多的姑娘嫁往外省🤜🏿，同时也有一些男青年从外省娶回媳妇的，年轻人拥有越来越多的婚姻选择自由。不过，婚姻资源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上的流动与配置机制呈现出性别差异、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在非均衡的婚姻市场上🏊🏻‍♂️𓀅，婚姻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化给坪村所在地区的男青年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同其它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方相比👏🏻🟠，当地属于偏远山区，他们难以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当本地婚姻源源不断地外流时，能够留给本地男青年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小，资源竞争日益激烈，而居住在偏远高山上的村民更是处于整个婚姻市场中的末端。

由此可见💌，打工潮虽然扩大了村庄的通婚圈，促进了婚姻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但却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从宏观上看，由于当前中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现象较为严重⚛️，本来就比较稀缺的婚姻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入城市就意味着农村男青年将面临着更为残酷的资源竞争。随着打工潮的深入、人口流动的加速🤶🏿🦥，一种新型的经济发达地区对贫穷地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方式正初现端倪。

此外👨‍🦽，打工潮兴起在扩大村庄婚嫁距离的同时，也给村庄传统通婚圈带来巨大挑战🧑🏽‍🚒。随着打工潮所裹挟的现代性的进入🥺，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性渐渐增强，地方性知识对村民婚姻行为选择和婚姻资源流动约束力下降。村庄传统通婚圈逐渐解体❄️，它已经不再构成对村民婚姻生活强有力的羁绊🆙🚵🏻。

综合全文，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在村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家庭代际之间碰撞与徘徊🍱。这种张力使村庄通婚圈呈现出一幅伸缩并存的变迁图景。传统通婚圈内的地方性知识对婚姻流动的支配作用逐渐削弱。婚姻资源以水平流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被改变🩺💬，垂直流动日趋明显，其配置机制呈现出性别、区域和城乡差异。传统通婚圈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婚姻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和不平等性的加剧，而��在于地方性知识的瓦解与支配婚姻资源流动规则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坪村通婚圈的巨变，才刚刚开始，其后续效应，更要若干年之后方能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蔡菲😁，2007，《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人口研究》第7期✣➡️。

崔燕珍，2007，《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对当地婚嫁行为的影响——以催村的个案研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邓国彬👩🏽‍🍼、刘薇𓀎🧛🏽，2001🏄🏼，《农村女青年远嫁现象》👨🏼‍🦱👭🏼，《青年研究》第6期📖。

邓智平，2004，《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研究》📛💇‍♂️，《社会》第7期🔞🧜🏿‍♂️。

[美]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风笑天，2006，《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第1期🔝。

[美]弗里德曼🥛，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甘品元🍔👩‍🦼，2007，《毛南族婚姻行为变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期🪺。

黄兴球🚣🏻，2003，《仫佬族银姓宗族及其婚姻圈》，《思想战线》第3期。

霍宏伟🤹，2002，《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分析》，《社会》第12期。

贾兆伟🌩，2008，《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分析——以分水岭村为例》👨‍👧‍👧，《青年研究》第3期🦟。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2000，《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xuan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雷洁琼等👨🏻‍🦽‍➡️，1994，《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溱🌝，2006，《私人生活：婚姻与社会性别建构——以广西靖西岳镇壮族社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

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陆益龙，2004，《户籍屏障与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德文，2005，《婚姻形式与村庄性质——转型期乡村婚姻形式的一项考察》，《文史博览》第12期。

[美]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石人炳，2006，《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人口学刊》第1期。

唐利平，2005，《人类学和尊龙凯时AG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开放时代》第2期。

田先红🧝🏽‍♀️，2008🧏🏿‍♂️，《打工给坪村带来了什么》，《三农中国》第12辑。

王铭铭👊🏽，1996，《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吴重庆🔦🧑🏽‍⚕️，1999，《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开放时代》第4期👮→。

新山，2000.《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人口学刊》第1期。

仰和芝，2006🦏，《农村打工女跨地区婚姻模式出现的成因及影响分析》，《农业考古》第6期。

赵旭东，2003，《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1️⃣。

周丽娜、王忠武，2006，《值得关注的农村通婚圈缩小现象》，《新疆社会科学》第5期⛔💃🏻。

朱万晶💙，2007，《关于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成因及解决对策》，《法制与社会》第2期🏬。

注释🐟：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