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业子承？”👖📇：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意识

——一项针对浙江农村私营企业主的调查

张兆曙  李棉管  刘晋池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10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研究以针对浙江省334位农村私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导致农村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递意愿上具有不同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际传递意愿主要受“父代”的社会属性、“父代”的心理属性和“子代”的社会属性3个层面上的9个具体变量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私营企业主  代际传递意愿  “代”意识 

一、引言

费孝通先生（1986👐🏻；1997）反复强调👃🏿：农村无工业不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工业下乡”，走“乡村工业化”道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资之争”的尘埃落定🈶，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兴起了大量的农村私营企业♡。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村私营企业的兴起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和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关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私营企业是否会像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一样遭遇发展的困境🧑🏻‍🎤。在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和破产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要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村私营企业发展的出路在于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化👩🏼‍🎓；按照组织管理学的理论，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建立现代化的治理结构。不过，无论是进行产业升级还是实现治理结构转型，都需要有企业内部的动力。从尊龙凯时AG的角度看🌓，这种内部动力往往来自于农村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代际继替。于是，农村私营企业的“代”（generation）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农村私营企业创始人基本出身于缺少专业知识的农民。对于这些草根背景的企业创始人来说，经验主义的行动逻辑和对例行化行动的路径依赖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惯性，这一惯性在社会生活的绵延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他们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和未来的行动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一情况将对企业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施加一种“锁定效应”👰🏽，使其无法轻易地走出例行常规（诺斯🙍🏼‍♂️，1991🦸🏽‍♀️；1994）。因此♊️，要在农村私营企业创始人的“代内”实现产业升级或治理结构转型◀️🤵🏼，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当然🎸，这仅仅是在一般情况下基于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局限性所做出的判断🥮，并不一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排除农村私营企业创始人在“代内”实现产业升级和治理结构转型的可能性）🧝。然而🚇，代际继替中的“代差”（generation gap）却为农村私营企业的产业升级或治理结构转型带来了一种机遇和动力。根据孔德的观点，社会进步往往以“死”或者说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为前提（Jaeger，1985），因为每一代人都会书写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传递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中的“代”✍🏽，也就没有这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周晓虹🪽，200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对于农村私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或治理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卡尔·曼海姆在《代问题》中说明了讨论代际继替问题的多个视角⛱，包括“父代”视角🤹🏻、“子代”视角、“关系”视角和“过程”视角等（Mannheim🙋🏼🧕🏻，1952）。本文试图从“父代”[①]视角分析导致农村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递意愿上具有不同倾向的影响因素，在“父代”的立场上考察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意识。选择“父代”这一视角进行分析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是一个带有“前喻文化”（玛格丽特·米德，1987）色彩的社会生活场域🧏‍♂️🤜🏽。在前喻文化的伸延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活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延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周晓虹🧖🏿‍♂️，2008）。尽管这种“前喻文化”受到现代性🛐、全球化的挑战和一定程度的摧毁，但是🧙‍♀️，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中，“父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代际关系的塑造者和建构者😓。第二🔚，“父代”构成代际关系和代际更替的起点🧝🏻‍♀️，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际继替首先是“父代”退出的问题✍🏽，然后才是“子代”接替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根据前文的相关讨论和研究视角的设定，本研究围绕“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际传递意愿”这一主题展开。在调查的前期工作中👮‍♂️，首先需要对两个基本概念——“农村私营企业”和“代际传递意愿”进行廓清和操作化界定。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界定“农村私营企业”：第一，在企业所有制性质上，“农村私营企业”指非公有制企业🧇，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未超过承包期限或租赁期限的村集体企业。通常，只要不是国有、集体及外商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归入此类。第二👩🏻‍🏭，在经济组织形式上，“农村私营企业”指被“依法”视为“企业”的经济组织🐽，并以注册登记性质作为衡量标准，所以，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经济组织将不在此范围之内。同时，考虑到农村私营企业与城市私营企业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城乡差异作为控制条件🧖🏻‍♀️，只调查了农村私营企业主。

在本文中👮‍♀️，“代际传递意愿”被操作化为一系列问题或陈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您希望您的孩子接您的班吗👼🏼？”、“您对子女的经营和管理能力有信心吗🕵🏼‍♂️？”🧒🏿、“您有意识地培养子女接自己的班吗？”、“您的重大决策，会征求子女的意见吗？”🤾🏽、“您经常向子女讲述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压力和困难吗？”👩🏿‍🏫、“您希望子女能够分担和体谅您的压力和困难吗？”等。依照意愿性由强到弱的逻辑顺序🏺，本文设计了五个层次的答案🍀🧑🏿‍🦳，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赋分。将所有问题的得分加总，便能获得“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综合测定分值🦶🏽。根据变量赋值的逻辑，得分越低🙎🏿‍♀️，表明私营企业主越倾向于由子女直接继承自己的事业；得分越高，表明私营企业主的这种意愿越弱🖌。

（二）自变量体系的设置

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相关解释主要包括两个理论路径：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theory of 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是指有可能影响组织绩效和决策的人以及有可能被组织绩效和决策所影响的人（Freeman🪮，1984）。在农村私营企业的代际传递中💁‍♂️，父子两代构成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领导权的转移或者受领导权转移的影响🧞。因此，通过透视利益相关者🌻，可以解释私营企业代际传递的过程👨‍🦽。简言之，代际传递是父子两代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主观规范或标准（subjective norm）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的函数（Ajzen & Fishbein，1980；Ajzen，1985）。根据这一理论，“父代”是否推动代际传递依赖于“父代”对代际传递事件的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是由其对代际传递事件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的。在这三个因素中🤚，有学者在把态度看成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把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递行为意向的态度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父代”是否主张企业应维持在家族的控制之下；第二，家族其他成员对企业继续维持在家族控制之下是否认同；第三🏄🏻‍♀️，有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且接班人是否具有接手企业的愿望（张丹、张明玉⏯、张颖👩🏼‍🏫，2007）。

考虑到农村私营企业及其代际差异的特殊性📠🟨，本研究并不打算系统地检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有关假设🥛，而是通过对各种可能因素的筛选，探究影响“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因素🥞。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需要尽可能广泛地设置自变量体系😐，具体包括🚴‍♂️：私营企业主及其子女的基本状况、企业基本情况及发展状况、私营企业主的自我评价𓀅、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成就期待、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生活期望等几个方面🤽🏽，每个方面都设置了若干个不同尺度的具体变量。对自变量的有关解释和赋值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收集资料🧑🏻‍⚕️👶，调查时间是2007年12月。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步，在浙江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选取4个县（市）🚪，即温州的乐清市、金华的义乌市、宁波的宁海县和嘉兴的桐乡市；第二步，在每个被选中的县（市）随机抽取2个乡镇；第三步，在每个被抽中的乡镇随机抽取5个村；第四步🧙🏿，在每个被抽中的村中， 由调查员入村随机抽取5个私营企业主作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3%。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2。问卷被回收♛🦹🏿‍♂️、审核之后，进行了编码🧑🏿‍🎨、数据录入👨🏼🧎🏻‍♀️‍➡️，并利用统计软件SPSS12.0进行了数据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解释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样本的基本情况（略）

注：按类型所划分的样本总数各不相同：按性别和子女个数划分样本时，样本数为333🧜🏻‍♂️，缺失值为1🤾；按文化程度和年龄划分样本时，样本数为331，缺失值为3😦。

为了找出对“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产生实际影响的因素，需要对整个自变量体系进行甄别和筛选。筛选的依据是检验不同的自变量是否与“农村私营企业代际传递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对于经过上述筛选之后的自变量，将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和建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程式如下🪶：

                     （1）

（1）式中，因变量 为“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综合测定分值， 、 … 是各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表明其他变量被控制之后，任意一个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 ）对因变量（ ）的影响程度； 是常数项🪅； 是随机误差项。

三👩🏻‍🔬、结果与分析

（一）自变量的初步筛选

1.定类变量及定序变量与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为了筛选出对“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真正产生影响的因素，并最终建立起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模型���本文首先有必要对所有潜在的自变量进行梳理和检验🎽。对于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方差分析（ANOVA）是一种有效的检验策略。表3列出了被预设为影响因素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在本文设置的自变量体系中，有15个自变量通过了方差分析的检验（F检验），其他未通过检验的自变量被淘汰。

表3                       定类变量及定序变量与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中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私营企业主及其子女基本状况”方面🪓，除“私营企业主的性别”之外，“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最大子女的文化程度”、“最小子女的文化程度”🎨、“最大子女是否就业”🤣😶、“最小子女是否就业”、“子女最缺乏的因素”☕️、“亲子共处时间”和“子女对企业最不满意的地方”这8个变量与“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比较意外的是，在“企业基本情况及发展状况”方面的变量中，除“企业主退休前的规划”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之外，其他变量与“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都不存在相关关系🎓，统计分析的结果与研究的预判存在比较大的出入。按照最初的设想，“企业来源”、“管理人员的构成”、“办厂动机”及“是否聘请专业管理人员”这几个变量可能会对企业的代际传递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企业来源”方面，如果“企业是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主可能会倾向于子女继承下去，但是☝🏻，统计结果却证伪了这种预判。

在“私营企业主的自我评价”方面的7个变量中，“物质生活满意度”、“个人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知识与能力满意度”4个变量未能通过检验𓀜，而“精神生活满意度”🧕🏼、“发展前景满意度”和“职业性质满意度”3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私营企业主在“精神生活”、“发展前景”和“职业性质”上的不同评价，将对“代际传递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调查对象对“私营企业主”这种职业的满意度高，就可能会倾向于子女直接继承自己的事业✶🤷‍♀️；反之🔐，可能会弱化“父业子承”的愿望。

在“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成就期待”方面，3个变量都通过了方差分析的F检验，说明它们与“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生活期待”方面，所有变量都没有通过方差分析的F检验，说明“私营企业主的代际传递意愿”与这些期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表明，在农村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期待中，“成就”与“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或领域上的问题：“成就期待”往往与职业选择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对“私营企业主的代际传递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生活期待”很有可能被私营企业主认为与职业选择没有关系或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没有产生影响。

2.定距变量及定比变量与因变量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在本文设置的自变量体系中🧑🏼‍⚕️，除表3所列出的定类🫣、定序变量外，还有一些自变量是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对这些定距变量及定比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需要说明的是，在前面因变量的赋值逻辑中👱🏼‍♀️，得分越低🚘，农村私营企业主越倾向于将企业直接传递给子女；得分越高，则越不倾向于“父业子承”，所以相关系数为负值👊。后文的回归分析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本文不再一一说明。

表4                      定距变量及定比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4可以看出，在所考察的6个潜在的定距变量及定比变量中，“办厂年数”、“私营企业主的年龄”🪲、“最大子女的年龄”和“最小子女的年龄”这4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办厂年数”与“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28，显著度达到0.000。这表明，企业的“历史”越长，私营企业主越倾向于子女能够将自己的事业延续下去👩🏻‍🍳。这一状况可能与企业在私营企业主心中的“份量”有关。“办厂年数”越长，意味着上一代投入的心血越多。对私营企业主来说，经营企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选择和谋生方式问题，而是一种家庭责任，因而把经营企业的“接力棒”传递到下一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办厂年数”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带有一种“责任伦理”的色彩，那么♑️，“年龄”变量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则与私营企业主现实的考虑有关。随着私营企业主年龄的增大，身体和精力的衰颓将会促使私营企业主考虑代际更替问题🦹‍♀️，同时他们期待子女承担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就更倾向于子女接班。由于子女的年龄与父代年龄是同步增长的，因此🥿，子女的年龄在上述相关性分析中所表达的含义与“私营企业主的年龄”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

“企业年平均收入”和“企业规模”这两个变量没有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对照前文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私营企业主在“物质生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满意度”上的自我评价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也不具有显著性。另外，“企业基本情况及发展状况”方面的4个变量（除“企业主退休前的规划”之外）对因变量的影响同样不具有显著性🤦‍♀️。以上这些变量均属于经济层面的变量📙。这表明🤹‍♂️，影响“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因素主要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私营企业主的“代”意识更多地与非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经过上述方差分析和皮尔逊相关分析对自变量体系的筛选🩻，共有19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成为建立回归模型的备选变量。将这些备选变量逐步引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有9个变量[②]在回归分析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这9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解释模型。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见表5）🙅🏽‍♂️🧑🏻‍🦱，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这9个变量按其内涵分成3个层面。

表5                   “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97🧯，截距为34.683🚵🏿🙏🏻，样本数为334个。

1.来自“父代”社会属性的影响。从表5看出，在“父代”的社会属性中���“私营企业主的年龄”和“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这两个变量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从“私营企业主的年龄”变量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私营企业主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子女接班；私营企业主年龄越小🏮，这一倾向越弱。在前文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中，已经对这种“共变关系”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为了寻求具体的线性关系，本文提取了“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中的各个选项作为虚拟变量，对其分别进行显著性检验，并将通过了检验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最终，“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中的“本科”选项得以进入回归方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具有本科文化程度的农村私营企业主🫱🏿，更倾向于将企业传递给子女；反之，具有本科文化程度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并不倾向于“父业子承”。考虑到样本中文化程度在“本科”以下的私营企业主占到了96.4%（见表2），因此，“农村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达到“本科”意味着其接受过相对较高程度的教育👩🏽‍🚀。一般来说🔛，“父代”的文化程度越高💆‍♀️，其为子女规划的“人生舞台”也会越广阔🏄，而“子承父业”很有可能无法实现他们为子女做出的规划🧑‍⚕️。而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私营企业主的“代”意识中👩🏿‍🦳，子女最终成为私营企业的“老板”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来自“父代”心理属性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来自“父代”心理属性的影响有两类🩶☂️：一是“私营企业主退休前的规划”，二是“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成就期待”。

在“私营企业主退休前的规划”中，“赚够了钱后把企业卖掉或转让”和“谋求企业向城市转移”作为虚拟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这两种规划会对“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私营企业主打算在退休之前“赚够了钱后把企业卖掉或转让”或“谋求企业向城市转移”，那么🫴🏿，“父业子承”的倾向性或可能性会小一些；反之，如果私营企业主没有这两种规划，则倾向于把“接力棒”传到子女的手上。

在“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成就期待”中🤾🏻‍♂️，“希望子女在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上超过自己”、“希望子女在职业性质与种类上超过自己”这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那些拥有这两种希望的私营企业主，倾向于子女接班；反之🥡，私营企业主则没有这种意愿。这表明©️，在私营企业主的心理预期中👷，子女继承企业并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直接成为企业管理者或企业所有者🤵🏻，能够为实现上述两种成就期待奠定基础。

3.来自“子代”社会属性的影响。在“子代”的社会属性中🫶🏿，“最小子女是否就业”🚫、“最小子女的文化程度”中的“大专”选项👩‍⚖️、“子女最缺乏的因素”中的“管理经验”选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最小子女是否就业”这个变量的一个潜在含义是🕵🏼‍♂️：最小子女是否已经成年❤️‍✒️，子女受教育阶段是否已经完成。单独就这一变量而言，如果子女已经进入成年人的行列并已经完成学业🫰🏻，那就具备了继承企业的基本条件，将会促使私营企业主产生“父业子承”的倾向和想法；反之，代际传递问题就尚未进入“父代”的“议事日程”。

“文化程度”中的“大专”选项作为虚拟变量进入回归模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把“大专”理解为一种最低程度的高等教育。“大专”文化程度的特殊性表现为“蓝领不甘🖐🏼、白领无望”。如果子女没有接受过最低程度的高等教育，其本身又缺乏生活的历练🎉，那么👅🗿，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递上会比较谨慎或者暂缓考虑这个问题；而子女文化程度一旦达到本科或本科以上🍋‍🟩，这方面的变数就增加了🐅。也就是说，如果子女的文化程度局限于最低程度的高等教育🦞，私营企业主就倾向于将企业传递给子女；如果子女的文化程度高于或低于“大专”，私营企业主均不倾向于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

“子女最缺乏的因素”中的“管理经验”选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比较令人费解。按常理说，如果私营企业主认为子女缺乏管理经验，那么，把企业交给子女就会有比较大的风险。但是🩺，回归分析结果却显示⏏️，如果“子女最缺乏的因素”是“管理经验”💇🏻，私营企业主反而倾向于子女接班；如果“子女最缺乏的因素”不是“管理经验”🫳🏿，而是另外的选项（包括吃苦耐劳🤦🏼‍♀️、胆识与冒险精神、知识水平等），私营企业主则并不倾向于“父业子承”🚣🏼‍♀️🤏🏽。本文认为✒️，这一现实情况的存在与有关理论并不矛盾。一方面，私营企业主认为“子女最缺乏的因素”是“管理经验”，本身就是在让子女接班的前提下对其做出的评价；反之🤔，如果不是把子女放在企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进行考量，就不会有“缺乏管理经验”的评价。另一方面，缺乏“经验”是可以弥补的；而缺乏“吃苦耐劳”、“胆识与冒险精神”🤛🏻🚶、“知识水平”等其他因素却很难弥补👱🏽‍♀️，至少弥补的难度要大得多。相比较而言🕎，缺乏“管理经验”并不构成子女接班的障碍。

四、结语

本文考察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农村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递意愿上产生不同的倾向。面对来自于家庭（即私营企业主及其子女的基本状况）、企业（即企业基本状况）👩🏿‍🚀、认知（即私营企业主的自我评价）和期待（即私营企业主对子女的成就和生活期望）等方面的各种因素🧎🏻‍♀️‍➡️，本文利用方差分析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对其进行了初步筛选🌾，然后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农村私营企业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在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方面，私营企业主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子女接班；如果私营企业主接受过本科教育，则会显著抑制其“父业子承”的倾向。

第二，在私营企业主的心理属性方面，“赚够了钱后把企业卖掉或转让”✌🏽🕚、“谋求企业向城市转移”这两种“退休前的规划”将会弱化私营企业主“父业子承”的倾向；而“希望子女在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上超过自己”👩‍❤️‍👨、“希望子女在职业性质与种类上超过自己”这两种“对子女的成就期待”则会强化私营企业主“父业子承”的倾向。

第三，在子女的社会属性方面，如果最小的子女已经就业并且其文化程度局限于“大专”🦮，私营企业主就倾向于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如果子女最缺乏的因素仅仅是可以弥补的“管理经验”，私营企业主也会有“父业子承”的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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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张丹🦽、张明玉、张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新视角》，《商业时代》2007年第14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