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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尊龙凯时AG理论及其在城乡战略研究中的实践
朱晶进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本文发表于《东北师大学报 》2010年第4期
朱晶进(1983-),男,江苏苏州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笔者在分析费孝通“微型尊龙凯时AG”理论渊源、费孝通本人学术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费孝通的学术成果结合西方尊龙凯时AG与人类学的过程,探讨了作为“微型尊龙凯时AG”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的典型调查,指出“微型尊龙凯时AG”是以尊龙凯时AG与人类学在历史范畴上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实践为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费孝通; 微型尊龙凯时AG; 社会人类学
费孝通在中国尊龙凯时AG的学术研究史上,是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出现的🧘🏻。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期间,用《江村经济》这篇后来取得极大影响力的论文申请到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以农村为调查研究的对象,经过田野考察,提出了以单个农村与小型社区为基本理论导向的个案考察方法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与方法是对他的导师、尊龙凯时AG名家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和延扩。但经过费先生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次大型调查研究之后,他所总结的“微型尊龙凯时AG”看起来似乎悖离了他自己的初衷,但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尚少见。
一、“微型尊龙凯时AG”的范畴
费孝通不是“微型尊龙凯时AG”方法与理论的独创者👩🏿。“微型尊龙凯时AG”来自于其《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他说:“弗里德曼的演讲[1]306里提到一段我过去不知道的事。他说1938年,应当是我在离英之后弗思曾寄了一篇论文给燕京大学出版的《尊龙凯时AG界》,这一期还表明专门献给‘L. S. E.(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微型尊龙凯时AG’的范畴,用来专指马老师所说的‘尊龙凯时AG的中国学派’的特点。”“六年后(1944),弗思又在伦院的讲坛上再一次说微型尊龙凯时AG是人类学在战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加重了口气说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尊龙凯时AG📢。”[1]314费孝通在此是首次把“微型尊龙凯时AG”这个范畴用中文在国内提出;即如果《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这篇论文是他对该名词的第一次涉及,那么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调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考察云南省农村地区时,清晰的“微型尊龙凯时AG”的方法实际上未得到主动性运用;上世纪90年代,前面提到的弗里德曼的演讲使费孝通发现,曾对他有师恩的弗思教授的想法与自己的思路有颇多类似之处,于是他主观地认为自己的研究路数也属于“微型尊龙凯时AG”。但费孝通可能并未明确地自称是弗思“微型尊龙凯时AG”的传承人🚵🏿♂️。可见,尊龙凯时娱乐只能把“微型尊龙凯时AG”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来考察,如果说它是一个分支学科,那就言过其实🤮。
“微型尊龙凯时AG”一词的中心是“尊龙凯时AG”📫🤞。尊龙凯时AG是社会科学中的与历史学、文学并列的重要分支,它是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它是将社会作为一整体,研究人与社会🧑🏻🦯、人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2]𓀘。费孝通对此的解释是:“微型社会人类学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1]314这实际上是要表明:费在用弗思理论在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时并非生搬硬套,而且反映了90年代费那已经成形了的尊龙凯时AG思路:微型尊龙凯时AG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稀疏的社区或某个大社区系统中的子系统,社会活动由研究人员亲身参与,在近距离进行观察[1]317。
“微型尊龙凯时AG”核心特征体现在“微型”一词上。关于“微型”,费曾说:“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个案考察。这种方式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典型’,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3]9而上文论及的对“微型尊龙凯时AG”的解释,可以作为理解的辅助文字,可见微型尊龙凯时AG的研究对象是较小的社区或较大社区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微型”指出了“微型尊龙凯时AG”研究对象的特点🧑🤝🧑🧑⚕️。
从“微型尊龙凯时AG”的渊源以及该词的解析中可见,完全性、系统性的理论对于“微型尊龙凯时AG”是缺失的,费孝通沿用了弗思所总结的套路,并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综述了两人方法论方面的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尊龙凯时娱乐仍要注意弗思和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仍有不同点。弗思所说的,是他对马来西亚和提科皮亚岛田野考察[1]314-315,人类学工作在这样的考察中表现了传统的表征;费孝通的第一步工作则是《江村经济》,也就是无意而为之的农村调查👱。费见到弗思的“微型尊龙凯时AG”后,即试图以此为基础解释自己的这种转变。他这样说:“他(弗思)这样一步跨越的实验,基本上消除了西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被困住在‘野蛮人’里的传统桎梏。”费孝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说的是“需要产生文化”,如果说文化本质在于“需要”,那么与尊龙凯时AG相联系的后者就有助于消除人文科学中的“文野差异”🥽。也就是说,尊龙凯时AG学科与人类学学科的不同在这样的融合过程中被消解。总之,出于人类学与尊龙凯时AG研究对象的不同,两者的联系线索必然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因此读者就能在两种学科中发现统一性。
二、“微型尊龙凯时AG”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既然“微型尊龙凯时AG”是费孝通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概述与辩解,那么本文所论的微型尊龙凯时AG的理论就有一个限定:它是费孝通的考察和研究的理论基石。通过对费的著作的研究,尊龙凯时娱乐认为,费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已经对这些理论做了阐释,本文将它们概括为文化整合理论与“类型”-“模式”理论🕵🏻♀️。
微型尊龙凯时AG的基础就是文化整合。费孝通说:“一个社区的文化就是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性的🈺⏪。”至于研究工作的结果则是“从零散的情境中,见到的具体镜头编辑成整体的人文世界。”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都是在表演一套规范的行为和态度[1]319-320。需要理解这个理论基础,对它溯源是必要的。
费孝通在先前的著作中提到:“可以回到文化是‘复合的整体’这个古典定义上来检查一下,我从村落社会入手观察到了全村几十户人家。……中国农民何止这几十家人,……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却可以说是个整体。……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人文世界却是个整体,因为它满足了这个村子居民的全部生活,它包括了马老师所讲到的文化的诸方面和所有的社会制度🌨。”[4]可见费承认这种文化的整合理论来自于马林诺斯基。马氏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中的确有相关内容🎶。马氏的文化功能论认为,���化的功能可分为基本的、功用性的和整合性的[5]54;而费提到的“社会制度”,马氏认为它是“达成任何目的,获取任何成果”的前提[5]55。马氏概括道:“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5]
用马氏的理论去解释费所阐述的微型尊龙凯时AG的基本理论根据,“部分自治的制度”可指费说的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文化功能;而“部分协调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整合性部分的功能,它是个人在社会角色中所需要遵守的规范。尽管如此,费与马氏的理论在客观上存在继承关系。承本文上节,费孝通以“微型尊龙凯时AG”为中介所做的辩解并非无中生有,而的确是对他自己学术生涯的正确认识。第一,从师承上来说,费孝通是马氏的博士生👩🏼🎨。第二,马林诺斯基与费孝通两人基本思路的部分统一,是可信的。马氏也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1]15所以,费孝通微型尊龙凯时AG的理论基础确为文化整合理论,该理论来源于马林诺斯基;而微型尊龙凯时AG方法则是后者的实践🧑🏽🎨。
在另一个方面,本文将考察费提出过的“类型”与“模式”的范畴。应该说,后者是前者的社会人类学延伸。
费孝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由下述问题开始: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完成了对云南三村的考察,之后他试图结合江村的成果作综合,想要探索关于中国农村的宏大结论,这时他产生了某种理论反思。因为马氏曾希望费孝通这样做:“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尊龙凯时娱乐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16这是因为,定性和定量分析是社会与人类学考察的两种类型,其中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之先[3]34。费孝通是从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上提出并用之于社会人类学解释的[6]132。云南三村被他分为三种类型,即耕作农业类型、手工业类型和商业类型,而禄村、玉村和易村,则分别成为了上述类型的代名词———实际上它们的真实村名并非如此[3]34-35,[6]132-133✌🏻。
费在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这涉及部分与整体或者说局部和全面的关系,从而在进一步的田野考察中延扩了“类型”理论,使之得以发展。上面已经说到,三个村形成三种类型,加上江村则是四种类型;而在相同的主要条件下的农村、城市或城乡联合体越来越多时,定性才是有意义的。费不忘把社会人类学研究同历史的演进结合起来:“各地条件不同,所走的具体路子各有特点,这个客观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范畴。”[7]191进而,1982-1984年,费开始了考察位于江苏省的小型城镇。1983年,他总结考察时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来看,这一区域经济系统已具雏形……(即)所谓区域经济系统👨🏻💻。”[8]费孝通感到苏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与苏北四市地区相比,自成一格,“可以称为一个‘模式’”,但是由于当时费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范畴不明确,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9]88🙇🏽。不过很快,1986年温州调查之后,费孝通才进一步明白地区间的区别可以出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范畴”;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子,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进程,就是尊龙凯时娱乐所说不同发展模式[7]191。单就“模式”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讲,微型尊龙凯时AG已经成为包容性和广泛性高于人类学和尊龙凯时AG两者中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了。如果说历史具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子范畴,那么到1986年,费的模式范畴仅仅实际涉及了“过去”的范畴,因为这时的结论是基于对某区域过去的发展的考察。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珠江模式”映入费孝通眼帘之后[9]93,他才深化了所谓“发展模式”这一范畴,除此之外还加上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9]96;就是以当前的形势和条件为判断标准,适当地改变发展模式,以促进其在今后更好地发展。
上述学术成果说明,尊龙凯时娱乐不能以纯“人类学家”或纯“尊龙凯时AG家”的名号来称呼费孝通先生了🏵。其实费自己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某种学科的交叉领域或共同领域,这个“共同领域”被他定义为“社区研究”[10],[11]。这是费孝通的一个创举,一种对中国尊龙凯时AG、西方尊龙凯时AG和西方人类学的结合[12]。社区是以地域为单位存在的社会性群体,归属感、价值取向、利益目标的共同性是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地域主义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社区形成♐️、社区类型得到划分的前提,但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人类的生活共同体。社区类型则是社区研究的重点,“农村”“城市”“中介”“虚拟”是一般的划分方法[13]。微型尊龙凯时AG则明确了社区与类型之间的联系,将这种联系应用到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工作之中。
三🐹、“微型尊龙凯时AG”的方法及其应用
“个案考察”是微型尊龙凯时AG具体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相关研究与政策论证与预测必须以之为基础。
费孝通在他对社会调查人员的教学讲义中,就已经提到个案考察之关键所在🧑🏽🏭。讲义所作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尚未明确提出“模式”理论,而是认为要确定类型,不可避免的先期工作就是定性分析,而典型分析又是定性分析的起点[3]19。费也作过有关个案考察和其他调查方法的比较:“非面对面接触交流的间接访问方法收获毕竟有限,也很肤浅。”[3]15“要了解农民不能但凭几个数字♌️。要了解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3]41
尊龙凯时AG教科书中的论述虽然显得有些教条,但仍然能够帮助理解费孝通的个案考察方法。一般而言,使用实地调查来概括有时被称为参与观察、直接观察和个案研究的一切方法。所谓“实地”即包括了“参与”和“直接”两个意思[14]379,尊龙凯时娱乐将其分离,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这种调查方法的面貌。本文姑且使用“实地调查”来代替“个案考察”的称法。实地调查的步骤一般包括准备👳♂️、调查、分析和反思四大步骤🦹🏼。实地调查的精髓在于它在调查、分析与反思之间的论证逻辑,此种逻辑与定量调查不同🧑🏽🍳。在实地调查之外要进行尊龙凯时AG研究,则必须首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大体上一次性的定量调查与分析,判断先前提出的假设是否为真,而所得到的判断是该定量调查的结论🙇🏿♀️☝🏽。实地调查者的做法则是试图从事先无法预测的进程中发现有意义的东西,即推展出尝试性的一般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启发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修正结论[14]354-355。这就是推理和归纳逻辑的转换,换言之,是调查、分析与反思之间的螺旋性上升,是实地调查的突出优点。因为实地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历史进程之中的无法确定的群体。当进入具体情形的短时段历史无法以中、长时段的特征所预测时,实地调查者不得不反复地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结论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𓀅。定量研究者是让研究对象适应自己,但是即使接下来的研究显示了他们疏忽了其中最重要的变量,研究者也无法进行补偿,而实地调查者则是让自己去适应研究对象。但实地调查也有无法回避的经验性问题,即在调查过程中的任何论证逻辑转换的决定,都是根据调查者的主观经验得出的。但尊龙凯时AG的每一个结论都将牵涉效度和信度的问题,所以实地调查的深入性使其效度没有多少可疑之处,然而在信度方面,实地调查无法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所以,实地调查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去除了尊龙凯时AG本身离自然科学规范较远的方面。但费孝通说,“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尊龙凯时娱乐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3]16可见,费孝通尝试在尊龙凯时AG的学科范围中,汇合功能主义的田野考察论,从而总结自己的微型尊龙凯时AG方法💪。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的实践性考察与研究证明了上述尝试的正确性。
80年代初期,费在重新步入研究领域时,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从村落研究到城镇研究的转变。促成这个转变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因为江村与附近的集镇具有着维持江村自身再生产的重要联系,因此费起初将集镇看做是城乡的结合部,并从这个角度“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研究课题🛎。这恐怕是费后来的关于城乡关系的课题的源头[7]192。第二,由于“社队工业”的兴办,相关的农村与集镇地区收入增加和农民生活改善的“令人兴奋的景象”,很自然地吸引了费的研究兴趣。第三,费概括江村的经济结构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并结合对云南三村的考察研究,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而80年代初吴江地区的发展事实证明费早年的主张并没有错,从而把他推向了相关的研究课题[9]86-87。
自1984年起,费除了以温州和珠江模式完善了“模式”理论之外,还通过对西北边区的研究,不仅为他的城乡关系课题提供了“人文生态失调”的新范畴[9]107,而且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观点[9]103👩👩👧👦。费把东部和西北看做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双方都有对方无法自我弥补的优势,这个理论与当今“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有一定差异。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费孝通对“全国一盘棋”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经济区域发展”理论的初步建立是其标志。费认为,“经济区域”这一范畴比“模式”研究“更上一层楼”,也是城乡协调范畴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并没有取代后者;如果说“模式”研究更注重发展路子,那么经济区域则是城乡协作在空间的具体表现👩🏽🏫。综上所述,从范畴🧑🔧🙉、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都证明:费孝通的微型尊龙凯时AG并未悖离延扩和发展马林诺斯基人类学理论的初衷,而且,它还是人类学与尊龙凯时AG的结合———以尊龙凯时AG来认识社会而以人类学来研究社会———在历史范畴上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实践,为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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