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胡荣 陈斯诗

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尊龙凯时AG研究”(08BSH022)

作者简介:胡荣,男,福建寿宁人,厦门大学尊龙凯时AG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尊龙凯时AG博士;陈斯诗,女,福建安溪人,厦门大学尊龙凯时AG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公平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据相关部门统计,至2009年底,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达2. 3亿(刘铮, 2010)🧝🏿‍♀️🦅。他们的自主流动为国家缓解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矛盾,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流动受到了包括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种种限制,使得他们无法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许传新,2007)1️⃣。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原因,制约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有:一是现代性视角,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二是社会化视角,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还有学者在社会距离的视角下来研究这一问题;三是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这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影响了他们有效融入城市社会;四是相关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内容🫄🏿™️、障碍♟🧕🏿。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首先,农民工对城市的经济适应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与市民经济状况差别的大小。经济状况的主要衡量指标有职业🤦‍♀️、收入水平、住房状况、消费支出的比重等。总的来说,近几年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适应比较低,大多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他们还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只停留在表层适应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工作变动频繁;失业现象严重;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待遇不公平;就业培训率低;业余生活单调;利益表达渠道匮乏等

(黄黎若莲🎽、郑功成, 2006;徐志宴, 2004;张时玲, 2006;钱文荣👨‍👩‍👦、张忠明, 2006)。而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衡量其社会适应的主要指标有闲暇时间的安排与社会交往(陈世伟, 2008)☣️。农民工作为新近进入城市社区的群体,与乡土社会保持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无论在意志品质、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无不打上乡土社会的印记。农民工从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后,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显现出与城里人不一样的特征👨🏻‍🦼‍➡️。心理适应指的是农民工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可以量化为农民工对其与本地人是否平等💓、与城市关系的认知及自我定位。陈世伟认为,通过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社会接纳观与幸福感的考察,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心理层次上的适应比较低(陈世伟, 2008)。王春光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比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渴望得到最基本的公民待遇的愿望和意识更为强烈(王春光, 2001)。陈映芳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在“农民工”的社会类别概念被不断强化、延伸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会和他们自己确认,有关他们的特殊制度设置也可能得以维持(陈映芳, 2005)🏄。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虽然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农民工融入的现状及原因的分析上,而对农民工融入程度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很少涉及🐛。也就是说,在许多学者那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因变量,包括户籍制度🦢、个人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被看做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自变量👩‍💼👨🏿‍🍼。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探讨其对于农民工公平感的影响。

二、调查数据和研究设计

此次调查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福建省厦门市的农民工,具体指具有农村户口,在厦门居留至少6个月,累计工作至少3个月的外来务工人员,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样本,调查数据的样本量为951人🤧。在调查样本中,男性518名,占56. 1%,女性405名,占43. 9%,男性比女性多出12. 2个百分点。平均年龄是25. 9岁,标准差7. 669岁,最低年龄16岁,最高年龄67岁。本次调查中,35岁以下的农民工占86. 1%,和其他的调查结果很接近,如李强的调查结果35岁以下占88% (李强, 1999)🧻👩🏿‍💻。已婚者308人,占34. 5%,未婚者561人,占62. 8%,丧偶者12人,占1. 3%,离婚者13人,占1. 4%。样本的受教育情况为,学历为小学及以下者61人,占6. 5%,学历为初中的有350人,占37. 4%,学历为高中的188人,占19. 8%,学历是中专、技校的有219人,占23. 0%,学历是大专及以上的有119人,占12. 5%。个人平均月收入为1633. 6元,标准差高达977. 2元,这说明农民工收入差别很大。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公平感,那么,什么是公平感呢?目前研究公平感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中,是一种社会心理建构的概念(Cropanzan& Greenberg, 1997: 317-372; Colquitt et a.l,2001),存在每个个体的意识当中(Tyler et a.l, 1997),是组织中的人员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等的公平感受,是个人的一种主观知觉和心理体验。在现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谈到农民工的公平感。例如,许传新在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的时候指出,城市人为了减少农民工进入城市对原本公共利益的分割,就在各方面尽可能地进行盘剥,这会使新生代农民工深深体验到了一种不公平感(许传新、许若兰, 2007)。而李培林则从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对比中提出,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社会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反而呈现出意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 2007)。虽然学者们对农民工公平感的描述不尽相同,但还是一致认为应当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 2007)。为了测量被访者的公平感,在本项研究中尊龙凯时娱乐向被访者询问这样几个问题: (1)你是否会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2)你是否会觉得受到了老板的剥削? (3)你是否会觉得你的收入没有体现出你的劳动价值?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设计成5个等级:“经常”👩‍💻、“有时”、“偶尔”、“很少”➛👨🏼‍✈️、“没有”,这是一组定序变量,依照公平感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对社会总体感觉很不公平的,也就是“有时”和“经常”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的被访农民工总的达到33. 9%,“偶尔”会感到这样的有22. 0%,“没有”或“很少“会感觉到社会不公平的分别为26. 6%和17. 5%。数据表明,至少有1/3的被访农民工会感受到整体社会的不公平。对社会不公平的归因是很重要的,本项研究的对象是农民工,所以主要考察他们在打工场所是否会感觉受剥削以及他们的价值是否能体现这两个方面。有更多的农民工觉得他们的收入没有体现劳动价值,而认为自己受到老板剥削的比例相对要少一些.

为了简化三个问题,尊龙凯时娱乐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被访者公平感的三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一个因子(见表2),尊龙凯时娱乐将其称为“公平感因子”,因子得分越高,则越感到公平。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受呢?如前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楚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受之间的关系,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是本文的主要预测变量。城市融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个维度,国内也有学者把城市融入称为城市适应。对于城市融入的维度,已经有了很多探讨和研究。如前文所述,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分为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田凯, 1995)🏌️。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融入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融入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了融入的深度(朱力, 2002)。这三个层次的划分被很多学者认可和使用🪢。参照以往的研究,本项研究对城市融入的测量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主要测量农民工自身感到的和城里人的客观差异,不仅包括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指标,还包括教育程度🧑🏽‍✈️、生活习惯、价值观等一些文化方面的指标。为何增加一些文化差异的指标呢?因为很多研究者提出,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两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阻碍其真正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陈丰, 2007;焦连志, 2009)🚆。第二方面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行为(陈世伟, 2008),本项研究不仅测量了农民工和城里人的交往,还测量了他们和同事、邻居的交往情况。第三方面心理层面的融入主要测量农民工对城市、居住小区和城里人的喜爱程度,是否认同🐴。除了以往传统的三个层面的测量,本项研究还加入测量农民工是否感受自己受到歧视的问题🦨。进城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既有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也受到原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接受度的影响(钱文荣、张忠明, 2006)。歧视的存在将会阻碍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封闭了农民工的阶层流动(王星, 2006)◀️。如果经常感受到城市人的歧视,城市生活方面的适应就越差(许传新, 2007)。笔者认为,受歧视的主观感受是农民工在和城里人互动接触过程中得到的实践体验,涉及了心理层面的融入和社会层面的融入,所以也是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考察指标。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测量指标如下:

第一,客观差异。尊龙凯时娱乐向被访者询问了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你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否和厦门人存在差异?”具体包括收入、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生活习惯🧛🏿、价值观等6个项目,答案分别为:“相差很大“🧙🏼‍♀️、“有一点差别”、“差不多”,尊龙凯时娱乐把这一系列问题的3个答案依次赋值为1分、2分、3分,分值越高,则感受到的差异越小,农民工和厦门人的趋同性越高🦸🏼‍♀️🐽。

第二,社会交往♨️。尊龙凯时娱乐向被访者分别询问了三个问题:“您是否与厦门人(同事𓀓、邻居)经常来往?”以上问题的答案分为4个等级即“从不来住“✈️↙️、“有时来往”、“较常来往”、“经常来往”,尊龙凯时娱乐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依次赋值为1至4分。分值越高,则和厦门人、同事或邻居等的来往越频繁🚊。同时尊龙凯时娱乐在回归方程中还加入厦门朋友比例这一变量,即朋友人数中厦门人的比例,用于测量受访者社会交往的情况🦌。

第三,心理认同。在调查中,尊龙凯时娱乐测量了受访者对厦门市、打工和居住的地方、厦门人的喜欢程度。以上问题的答案分为5个等级即“很不喜欢”、“较不喜欢”、“一般”、“比较喜欢”、“非常喜欢”,尊龙凯时娱乐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依次赋值为1-5分。分值越高,则被访者对厦门人、打工和居住地方、厦门市的心理距离越近,心里认同感越强。

第四,是否受歧视。在调查中,尊龙凯时娱乐询问被访者“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感觉自己和厦门人被区别对待?”答案分别为“没有明显不同”🏇、“有一点感觉”⛔️、“感受很强烈”,依次赋值为1分📩、2分、3分。另一个问题是:“厦门本地人是否瞧不起外地人”,答案分别为“很友好,能平等对待外地人”、“不太好,大多瞧不起外地人”、“很不好,排外很厉害”,依次赋值为1分、2分、3分👥💇🏼‍♂️。两个题目的分值越高,则被访者的被排斥感越强。

以上介绍了城市融入的问题和项目,那么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它们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呢?为此,笔者进行了因子分析。如上所述,有关各层次融入的问题答案分别设置为3-5个等级的答案,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城市融入的14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4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尊龙凯时娱乐分别将这些因子命名为:差异趋同因子、心理认同因子🏭、交往融入因子和受歧视因子🪅。

三、研究发现

为了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尊龙凯时娱乐以农民工的公平感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主要的预测变量是表3中测量农民工融入程度的4个因子,此外还加入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月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

尊龙凯时娱乐先来看一看作为控制变量的个人因素对公平感所产生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只有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他的因素,如年龄和月收入对公平感的回归系数和标准回归系数均很小,且经统计检验后不呈现显著性🌮。具体来说,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农民工的不公平感受更强。即在回归模型中,以女性作为参照组,男性比女性的公平感平均低0. 2分,并且呈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和以往的经验研究是一致的(罗忠勇、尉建文, 2009)🧘🏽‍♀️。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个体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

那么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诸因素对公平感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从总体上看,城市融入四个因子对公平感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公平感的解释方差为20. 3%,其中对解释方差贡献最多的就是来自城市融入的四个因子,且经统计检验后,都呈现高度显著性。本项研究证明了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则农民工越具有正向社会态度,他们将感到越公平🛏。具体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看:

第一,农民工和城里人的趋同性越高,则公平感越强。在回归方程中,差异趋同因子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受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和标准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 183和0. 184,且经统计检验后呈显著性🌏。也就是差异趋同感得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则公平感受也相应增加0. 138分📔。如前所述,差异趋同因子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特征(收入、职业、社会地位)和文化特征(价值观、生活习惯和受教育程度)与厦门人相对比后的感受。农民工如果感到自己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和厦门人越趋同,则公平感越高。前面提到,月收入高低并不会对公平感产生正面的影响,产生影响的是差异趋同因子,也就是受访者和厦门人作比较后的相对感受。

第二,社会交往融入因子对农民工的公平感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在回归方程中,社会交往融入因子对公平感的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 269,标准回归系数为0. 265。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和厦门人🔻、同事和邻居的交往越频繁,则代表着社会交往层面的城市融合越好,那么对他的公平感受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在社会交往中,尊龙凯时娱乐还测量了厦门朋友的比例这个预测变量,这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即在所有朋友中,厦门朋友所占的比例越大,则越容易觉得社会是不公平的,而且呈显著性👩🏿‍🎓。笔者认为,在所有朋友中,如果城里人的比例越高,则农民工就容易以城里人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李培林、李炜,2007),那么他们在作了比较后,就容易发现他们和厦门人各方面的差异,于是就形成了“相对剥夺感”,则容易产生不公平感🚊。总的来说,社会层面的融入越好,和厦门人、同事👃🏻、邻居交往越密切,越有利于产生公平感。这可以从社会支持网络方面来解释,社会网络可以给个体一些情感、工具上的支持,有利于个体的正向社会态度的形成。但是如果在社会网络中,城里朋友比例太高的话,则容易使得农民工产生相对剥夺感。最为根本的办法还是消除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实际差距。

第三,农民工和城市的心理距离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心理认同因子和受歧视因子是从主观方面考察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本项研究把这两个因子通称为心理距离。具体来说,心理认同因子对公平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和标准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 181和0.186。也就是心理认同感每增强1个单位,则公平感就会提高0. 181分。数据表明农民工对所居住的城市、居民及社区认同度越高,则公平感越强。然而,受歧视因子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受也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达到了-0. 297,标准回归系数为-0. 301,是所有因变量中方差贡献最大的预测变量。即受歧视的感受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公平感就下降0. 297分。在调查中, 9. 8%和54. 0%的农民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们和厦门人是被区别对待的; 36. 1%的被访者觉得“没有明显不同”。49. 5%和4. 6%的被访者认为厦门人排外,大多瞧不起外地人; 45. 9%的被访者觉得厦门人对外地人很友好。从数据看出,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多半(超50% )的人觉得他们是受到歧视的。农民工这些主观感受和客观的城里人对他们的看法是相符的🪟。70%的市民赞同是农民工扰乱了城市治安;近70%市民认为农民工破坏了城市环境;有多于50%的人认为是农民工造成了交通堵塞;有不到40%的市民为农民工抢了市民的饭碗(卢国显, 2006)。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其中有国家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早期媒体对于农民工形象大量贬低性报导等(王星, 2006)。消除农民工的受歧视感,对于保护农民工的公平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尊龙凯时娱乐应该进一步探寻更多对农民工身份贬低建构的原因,并监督媒体加强正面宣传,逐步消除城市中对他们的排斥🦪、歧视🤽🏿‍♂️。

四、讨论和结论

以上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厦门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对其公平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确实和公平感有着紧密的联系,融入程度高的农民工会觉得整体社会更为公平。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的比较中,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职业、教育程度、收入、价值观👨‍👨‍👧‍👦、社会地位以及生活习惯方面与他们的差异越小,他们就会越觉得公平;如果他们更经常地与厦门人、同事、邻居交往,他们的公平感也越高;如果他们越是认同厦门这个城市,越是喜欢打工的地方,越是喜欢厦门人,他们也越觉得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不过,农民工的参照群体对于他们的公平感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是在和城市人的对比之中获得自身的定位2️⃣。为了获取对自身稳定的认识,人们通常与他人进行比较(Festinger, 1954)🧔🏼‍♂️。1965年亚当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判断是否公平的方法是将自己的收获与投入之比与一个参照对象的收获与投入之比进行比较,若比值相等则产生公平感,若两个比值不等则产生不公平感(Adams, 1965: 267-299)🌄。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长久以来,社会公平被看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因为如果人们产生了社会不公平的感受,伴之而来的将是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这些都将唤起人们的情感,动摇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Coser, 1956)。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个体的公平感会影响到其他的感受,当个体感觉到他们被公平对待的时候,他们将会对社会、社会关系表现出更强的满意感受(Barrett-Howard and Tyler, 1986)。赛伯特和沃克尔的实验研究发现,在被判决时,当事人如果觉得决策者是公平的,则将更倾向于认为判决结果是公正的并加以接受,甚至在判决是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Thibaut andWalker, 1975),会对法庭的裁判结果更满意(Lind et a.l, 1980)🥃🙎🏻‍♂️。不仅如此,人们的公平感受还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行为。例如对纳税行为的影响,当个体得知他们的税率高于其他的被试者,那么他们的税收遵从较低;而那些得知自己税率较低的被试者,他们的税收遵从程度较高(Spicer and Becker, 1980),在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公平与税收遵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都认为不公平感受是税收不遵从的一个诱因(安体富🔆、王海勇,2004;张丽芬, 2006;童疆明, 2008)📥。因此,农民工如果产生不平衡感,认为他们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将会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导致其行为的失范,引发犯罪行为。农民工心理作为一种潜在的行为可能,将对社会动态运行和变革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何宝平等, 2007)📞。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在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社会保障水平更是远远低于城市工人(李培林🧑🏼‍🦰、李炜, 2007)。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现有的将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身份制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陈映芳, 2005),户籍制度不仅为从农业到非农职业的流动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而且削弱了尊龙凯时娱乐在城市中所观察到的代际间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公平感,也为了和谐社会的构成,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让进城的农民工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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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