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新京报》}

^{由于《读书》在知识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读者对它也就给予了更多的期待和关注。作为老一代的学者，同时也是《读书》多年来的作者和读者🙅🏽，何兆武先生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生代学者中，徐友渔先生对近年来《读书》的文风、倾向等多有批评，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生代学者与徐友渔有所不同，更多的还是认同和肯定🧙🏼。作为《读书》的编辑，李学军从1996年进入《读书》，恰好伴随了第三阶段《读书》的全过程，由她来讲述作为具体操作者的想法，以及在编辑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或能使读者对《读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有更清晰的了解。}

　[批评·太专业]

　　●何兆武（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我能看的文章越来越少了

　　前些年《读书》的性质，是趣味性的，大众性的，一般读者可以看。这10年来🤽‍♀️🍄‍🟫，这个性质有所改变，《读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我所能看的文章越来越少了✹。比如像经济学方面比较专业的文章，我看不懂的🫕，就不看了。我喜欢的，还是从前的那种《读书》🕸，有点文化的都可以看，除了趣味性和知识性，还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这样，读者的面要大一点。如果专业化过强的话，我想作者也不需要向《读书》投稿了，一个经济专家谈专门的经济问题，他就投到经济学杂志上去了。我要是个经济学专家🤹🏽‍♂️，想看这方面的专门文章的话，我也不看《读书》了🚣🏻，就看这方面专业的杂志了。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保留从前的那个方向，那些文章不光是深入浅出，一个外行人看了🫓，也会对你有所启发♻。它不应是太专业性的，让普通读者看不懂🏦。

　　我希望看到既通俗，又有启发性的文章🧖，而不是纯粹通俗性的读物💇🏼。比如，儿童文学纯粹是通俗性的，类似这种给成人看的文章，还能启发你的思想🎋。以前🧎‍♀️，《读书》上的文章我大部分可以看🎏；现在，《读书》上的大部分文章我不看了。

　　[批评·文风]

　　●徐友渔（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只做加法未必就好

　　我以前给《读书》写稿不算多，这八年来就没有在上面发表文章。以前在《读书》上面发表文章较多的朱学勤🏟、雷颐等人后来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了，可以说，读书作者队伍的改变非常明显🏄🏼。我觉得，一般读者对《读书》的批评还是比较公正的🙎🏻。

　　《读书》历来的风格是多元并包，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汪晖以前自己办过一个杂志《学人》，他怎么办大家没有意见。《读书》是一个公共性的杂志，它有一个基本的兼容并包品格，不可能做成沈昌文那种品格，汪晖没有。

　　其次，作者队伍扩大了可能是真的🧑🏿‍🦱，但是🎩，你把一批观点🧎‍♂️‍➡️、社会立场跟你不一样的作者整整齐齐地全部换掉，不能用作者队伍扩大了来解释。另外，一些读者认为《读书》上面的很多文章学院味太浓，这是不能用时代的变化来解释的👨🏻‍🦲，否则何以解释《书屋》♿、《书城》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些杂志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批评。

　　《读书》这10年来关注的学术领域是拓宽了，我个人也比较关注学术前沿的题目🥨，我对这一点甚至很欣赏📙。

　　以前陈平原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替他们辩护过🏋🏿。但是，题材方面做了加法是另一回事，对于沈昌文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东西有没有做减法呢🕯？对权力在社会现实中造成的问题……这个可是要命的✋🏼，多了五个无关痛痒的话题🕺🏼🧝🏽，减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这可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实际上是又有加法又有减法的，第二点，有些加法是不是一定就好呢？有些加法是国外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伪命题🏌🏼‍♂️🧶，把它掺杂进来以后，对真正的问题可能冲淡了。对这点需要甄别🎮，并非越多越好。

　　更为关键的是💂🏼‍♀️👨🏽‍⚖️，这10年来，《读书》中有些文章的文风极其恶劣，有的文章中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有的文章动辄对整个知识界进行谩骂和攻击🔩，对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和知识上做出论断🆔，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批评具体观点，对某具体的人举出具体的证据🧑🏻‍🎓，但是不能做出这样的评判。对于这些地方，《读书》编辑居然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是很不负责任的。

　　[肯定·宽容]

　　●《读书》某作者，不愿透露姓名

汪晖的贡献是扭转了小资风格

　　我最喜欢的是陈原主编、王焱做编辑部主任时代的《读书》，我是从1991年给《读书》写稿的🐍🤸🏽‍♂️，基本上每年一篇，有时一年还没有💆🏼‍♂️👝。每一届主编更换之后必然会有他自己的风格，这也跟《读书》的定位有关系。

　　如果把读书作为时代的风向标，那么它当然应该反映时代的变化，但是👩🏽‍🌾，让《读书》的人文的精神和气质保持不变，反而是一个更难的事情。我不太同意知识界争论和分化就会导致这种改变。我对《读书》风格的转换比较理解，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和人文的气质和关怀对立起来。

　　早期的《读书》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同时它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下来的人文的东西。那时的金克木、李泽厚、赵一凡等作者，他们的功底深厚㊗️𓀙，既能反映时代主题的转变，自己又有一套不变的东西在里面👨‍🦽。沈昌文先生时代的《读书》过于强调文化了，比较注重雅趣，对话题不太注意🚵‍♀️。现在的《读书》面临的是大众媒体的崛起，因此它的影响减弱也难以避免🐿🌖，换谁也是一样。国外的杂志都有一些倾向性，杂志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

　　《读书》现在的问题是倾向性太明显了。作为一个编辑，你应该说此刊物不代表编辑的观点🫃🏽，你不能直接介入或概括这个话题🙋🏻。他们每次都是把自己的理念非常突出地摆在里面，“尊龙凯时娱乐认为”，“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这样就表明了你们认可什么🤗，不认可什么，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作者就不敢给你投稿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他们不是很明显地排斥某些东西。另外🚡，对于一些时尚的话题没必要亦步亦趋，有些东西其实不值得回应🧯。对中国传统人文的东西要坚持，现在的读书纵深感不够。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赞成现在的《读书》对时代问题的追踪💇🏼，你不能老是像沈昌文那样怀旧🧛🏽、小资👨🏼‍🍼，挖掘一些知识分子的趣闻轶事，并培养一批随笔👨‍🔧、杂文的写手👩‍🦽‍➡️，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批判知识分子的勇气和犀利不能湮没在怀旧的情绪之中。汪晖他们的一个贡献是彻底扭转了小资这种风格，把《读书》归位到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承担的使命感上🧑🏻‍🦰，并有一定的宽容度。当然，现在的《读书》也有些问题，一些是论文的文章直接就上去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论文式的表达🧑🏻‍🦳，这是做不太周详🥷🏼⏯。但是🧖🏻‍♂️，总的来说，现在的《读书》还是值得肯定的🫐。

　　[编者说法]

　　●李学军（《读书》执行副主编）

关于《读书》的立场和文风

　　这十来年各种评论特别多💂‍♂️。首先，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以前很不一样了👩🏼‍🌾🦔，《读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这是很正常的。1996年换了主编以后👨🏿‍🌾，大家把《读书》的变化夸大了一些🎬。尊龙凯时娱乐也接触了一些国内的学者👳‍♂️，并没有感觉到刻意地去追求什么变化或者倾向🎚，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就把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知识界的内部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尊龙凯时娱乐可能多发表了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文章后🩱，大家就觉得倾向变化了🐹。这个变化到了这几年，一些反馈显示👸🏽，《读书》的一些文章，跟整个知识界来说，是有些领先的。一些观点在这个时代不是主流的声音，但是过后来看，尊龙凯时娱乐当时做的一些努力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公认的一种现象了🙋🏽‍♂️。

　　作为编辑来说😅，尊龙凯时娱乐也处在一个成长过程。跟着《读书》走过来以后，发现当时的一些工作还是有前瞻性的💁🏼‍♂️，很值得做的❤️‍🔥。这种变化读者可能慢慢能够理解♨️，但是有时开风气之先确实有一些压力和阻力。尽管尊龙凯时娱乐也听到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尊龙凯时娱乐还是感觉到他们对《读书》的关爱、厚望。

　　总的来说，对于《读书》的批评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立场，一个是文风。

　　《读书》的文风原来可能比较好读、好看，因为作者介入问题比较深以后🙊，读起来比较累👳🏽‍♂️💆‍♀️。尊龙凯时娱乐一直想改变这种状态，但确实有些困难。

　　年轻一辈的学者不像80年代老一辈的学者那样，有深厚的学者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尊龙凯时娱乐也在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以我的体会，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和流畅的文字表达会有些冲突🧑🏻‍⚕️🍌。此外🖱👨🏿‍💼，作者们给《读书》写文章没有以前那么用力，也不愿意对文字进行雕琢🤞，因为学院化的结果使得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了。其实👨🏿‍🎨，80年代《读书》上一些介绍新观点的文章看起来也挺累的👨🏻‍🎤，那是一个学习的年代，人们对知识有渴求，而现在的读者不一样了。

　　在立场上，很多学者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有时切入点和角度会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的分歧其实不是观点的问题，而是意气之争🔡。

　　比如，大家对公平问题、贫富差距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些隔阂后变得很难平心静气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