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粹主义情绪在访民中蔓延

刘正强

原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

作为中国本土性、辅助性政治设计的信访制度🌡😢，构成了中共重要的执政资源和治理手段🧜🏿‍♀️👉🏻，并不断演绎着社会变迁与转型之痛，成为屡屡被戳击的社会“痛点”。由于资讯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的震荡效应🪢，信访治理面临困境🤵🏿‍♂️，成为不断消耗国家治理资源、让政府甚为纠结的所在。

近几年来，民粹主义情绪开始在访民群体中出现，成为一些政治偏执型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为其行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理论资源🧑🏿‍💼。这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形成某种与政府对抗的力量。

民粹主义影子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源自俄国19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和农民平均地权的要求并几乎在北美同时兴起。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主张多数民众的意见绝对正确，追求的无疑是一种极端化🪷、理想化的纯粹民主情境和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民主模式🕴。民粹主义给予平民大众以终极关怀，将其政治主体性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把平民大众的认可作为一切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由于民粹主义倡导民众直接、非中介地参与政治过程与政治决策，它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纯粹民主形态，为平民大众提供了一幅形式唯美🍘、实却凶险的政治图景👮。

民粹主义在当今世界具有十分不同的面相🐟🍞，即便在中国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体现了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和科层制的某种反拨，那么大陆中民粹主义的出场则大多与底层民众的利益、话语权受损有关。一般说来🏋️‍♂️🙍🏼，社会贫穷👷🏿‍♀️、两极分化🚶🏻‍♂️‍➡️、贪腐严重等是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和现实基础，当一个社会中平民利益受损或平民话语权长期旁落时，这个社会就已经具备了民粹主义的强大势能与张力，民粹主义的登场也就是迟早的事🙅‍♀️。

而观察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尊龙凯时娱乐事实上已处于这个阶段。由于社会不公的加剧、社会矛盾的频发，加之网络的呼应和放大效应，社会思潮也极易发酵，酝酿出社会整体无法承受的民粹主义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印证。由人民论坛杂志社完成的《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显示，如果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评分从0°C到100°C）的话，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说明大量民众可能在某些外在因素刺激下具备民粹化特征👨‍🎨。

事实上🪘，在国内许多的理论论争和公共事件中都可以发现民粹主义的影子🦻🏿，迅速崛起的互联网则成为民粹主义的集散地，网络的平等性、匿名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使其具备了民粹思潮所需要的“人民性”生长土壤🤸‍♀️🛴，直至蔓延至线下的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泄愤事件背后并不见得一定有黑社会或“敌对势力”的插手♟，相反参与者往往是一些秉持“公平”、“正义”理念的底层民众🕴🏻，他们借机表达了一种草根式的怨恨和情绪🙎🏻‍♂️👞。在缺乏法治和理性传统的中国🤛🏼🐬，这可能成为培育各种激进运动和极端主义的现实土壤。

息事宁人式治理是向民粹让步

民粹主义是一种自发的来自底层的政治和一种游离的社会情绪🧑🏽‍🎨。由于信访制度设计的起点是群众路线🧛🏻‍♀️，并且也承载了政治动员的功能☑️，这使信访制度与民粹的思潮具有天然的亲和，后者极易激发起访民的政治偏执情绪。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受“责任”、“服务”、“法治”等原则的规制，政府职能的履行要顾及合法性、正当性等要求，导致信访治理中政治动员和号召能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央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关注民生😖、保障人权👩🏽‍✈️、普惠大众，但民众的个人权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存在着过度释放的倾向🏑，而信访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平台🦻🏿，常常为一些不良信访人不当利用。

如果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化🍒、技术化的原则来应对信访问题👩🏼‍🌾，甚至动用低保等民生资源来安抚访民，这实质上是民生向民粹的让步，为民众的反向政治动员留下了操作空间。由于访民这一群体是民粹主义的最佳载体、受众和“可燃物”，信访行为常常被赋予民粹化色彩，一些访民经过长年累月的上访后，对最初的上访缘由逐步淡化，甚至抛到一边👩🏿‍🎨，转而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将自身的问题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从“政治高度”上解释自己的信访事项，对任何具有新闻效应的事件竭尽全力地寻找政治原因🚖⛵️，以政治的逻辑和框架、民粹的情绪和心态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一些访民的QQ群中📈，就充斥了诸多政治激进主义的主张，反精英、反理性的色彩浓厚。在线下，许多访民的“任性”超乎想象——民粹主义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平、正义这些理念的标准🤾🏿‍♀️。如央视《新闻调查》曾持续追踪浙江嘉善一起由强拆引发的信访案，案主熊姓访民在被强拆后不断提高赔偿要价，空置400平方米的安置房而占领了拆迁办办公室，并与老伴在此居住四年多🚜。对此，当地政府居然长期束手无策。事实上🏄🏼‍♂️，基层以“维稳”、“不出事”为原则🎥，花钱摆平或实施压制的息事宁人治理实践，常常激发了一些信访人的民粹情绪。在实践中，经常有地方政府在维稳压力下，偏执地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极端服从、做群众的尾巴👨🏿‍🦰，迎合甚至讨好百姓需求，而对于这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显然缺乏应有的警惕📯。

反思民意的表达与安顿

在当下👩🏿，防范民粹风险要求尊龙凯时娱乐对民意及其表达与安顿作深刻的反思。民意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理论上讲🌏👳🏿，现代民主政治本身既包含了精英的设计🧑‍🦽‍➡️，也是民意的体现与凝结——即民意的结构化与固着化，它对民意起着收集、拣选与吸纳的作用。

在典型的西方政治运作中，民意表达比较正式和规范📤，并与代议制有着内在的联系，选票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具象化链接。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民意表达在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路径◽️、风格与政治传统，古代统治者除了从理论上将民意加工、上升为抽象的“天意”、“天理”等民本思维外，民意更多地是在大众生活共同体中通过习惯、道德等散乱地发挥作用。中共建政后，民意资源得到整理，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意识的超越📋👩🏻‍🔧，信访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成为汇集民意🛀🏿、倾听民情、吸纳民智💪🏼👱🏿‍♂️、疏解民怨的重要平台，它是在政治制度尚不完善情况下大众民主的实践形态，在中国政治制度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英美等国从精英民主逐步向某种程度的大众民主转向的同时，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不时掀起波澜，不断地触及着民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之限度这个核心问题。

按照中共的执政伦理🤵🏿，党本身就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从而也就成为先进民意的代表🖕，再辅之以人大🍼、信访等正式与辅助的政治制度🕍🥏，民意与党的意志乃至国家的意志会大体保持一致。但现在民意愈益分化♙、复杂，有着越来越难以厘清的面相，其产生、传递、表达👬、释放的路径与过去亦大不相同👨‍🦽，尤其是网络使得虚拟民意👨🏻‍💼、伪民意大行其道🧎‍♂️，民意不但可以被操纵、扭曲，也可以被制造、生产𓀋。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识别显得尤其重要，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理和正义🧜🏻，其转化为民主与法治的限度又在哪里💆‍♂️，都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信访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实际是一个与人大制度并行的民意收集与处理系统，一方面，其设计原初的理念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如何不被汹涌的民粹思潮所俘获与挟持，更显得紧迫。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尊龙凯时AG研究所   邮箱：lzq6470@msn.com